8月底，手机用户小赵收到广告垃圾短信，发信的手机号码怎么也打不通。据记者调查，此类垃圾短信来源不一，有的来自群发器，更高级的来自三大运营商。他们不止为发送垃圾短信提供便利，还为相关企业出主意应付监管。（10月23日《京华时报》）

三大运营商卷入垃圾短信群发丑闻并不意外，一方面他们具有平台提供的垄断权，在与手机用户的运营服务中处于强势地位，面对用户的投诉可以软推硬诿；另一方面短信群发作为电信的增值服务业务，是合法的商业资源，可以用以牟利。并且，相比较而言，这一业务单纯的普通用户产生的量注定很少，而用以作为广告的平台则不同，一个小型的垃圾短信广告公司，一年产生的费用便可以达到几十万元。赤裸裸利益的诱惑，运营商敢突破商业伦理便不足为奇了。

相反，能够抑制利益诱惑的取决于对应的风险有多大。垃圾短信成顽疾由来已久，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法律上并没有给垃圾短信设立一个禁区，比如什么是垃圾短信？用短信群发广告是否合法？一直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法律界线，更别说是相应的追究刑责的条款。司法实践缺少必要的依据，导致了依法打击垃圾短信渠道的阻塞。据了解，自短信诞生之日起到今天，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仅有2011年1月北京西城区法院判定的一例，罪名还是“非法经营罪”。这个罪名，并不基于垃圾短信是否合法，而是没有电信许可，擅自经营入罪。毫无疑问，这样的判例，对垃圾短信不仅不是震慑，反而是一种庇护。

三大运营商参与垃圾短信群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相对应确切的惩治与处罚依据，又该怎么追究他们的责任呢？治垃圾短信先治管理乱局，对于手机用户来说，更期待从微观层面上找到一个利益的制衡机制，让垃圾短信群发以及平台运营支付应该支付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