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此，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建议做支架。”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表示。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表示，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今日本报18版）

整个链条缺乏监管，也没有有力的惩戒手段，支架等医疗器械、耗材的流通过程，十分混乱也就在情理之中。

这个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以药养医”机制。当时，由于财政投入有限，医疗资源不足，国家有了药品加成政策，但是如今这一政策早已异化。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药品加成政策已逐步演变成以药养医这种逐利机制。这种逐利机制，使公立医院偏离了公益性的方向。老百姓看不起病，同时老百姓也用了很多不该用的药和器械。

18世纪的医学专家在没有支架的时代，能把病人带到空气新鲜的森林里用伐木的方式治好了心绞痛。虽然今天我们不奢望医生能放弃搭桥的现代技术而带领病人去伐木治疗，但是给病人合理而不过度的治疗，应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做到的。

但是，要做到这些，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医德的自然回归，仍须有制度的护航，即医改之船的正确航向和“以药养医”机制的消除，还有，外部的监督也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