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庄外公家有一座两层高的土楼子，与草堂连为一体，两丈见方，土墙草顶，实木楼板，窗户很小，枪眼不少。这是皖西一带多数农户必备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是一家老少的安危所系，面对悍匪、残兵，它显示出一种威严。大户人家的土楼，多用砖石筑就，木梁瓦顶，形制与品类相对丰富些，雕楼立于庄园的四角，里一层有所谓的绣楼与翠楼，像是特意为家族中女性所建，好让她们春日凝妆登高远望——西风催世换，沧海变桑田，这些乡村中的土楼的价值与诗意，沉吟间，花谢花飞。

大约上个世纪之初，世代农耕的人们，陆续离别草堂与土楼，拖家带眷，从遥远的村镇，从偏僻的山乡，往他们并不熟悉的城市里流淌。城市匆匆忙忙以楼房为容器，把人们归于不同的档，乱点鸳鸯谱想来在所难免。那些被高楼收容的人，开始了什么样的新生活？

城市在不停地吸纳人流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一个个城、楼、人的共生圈。人在楼中，楼在城中，城在人中。城、楼、人，环环相扣，盘根错节。在这个共生圈里，楼，既是我们的天堂，容我们春风得意、欢天喜地；楼，也是我们的困境，令我们伤时感世、悲从中来。

城市无法一一面对它的居民与游客，城市通过楼房与人类发生关联。楼，对于劬劳功烈的人来说，如一座蜂巢；对于深居简出的人，像一只蚕茧；对于谨小慎微的人，是一条鼠笼……城市的含义，由无数高楼大厦组合而成。城市以楼为载体，接纳一切、包容一切、创造一切，与此同时，城市也以楼为中介，过滤一切、消解一切，乃至吞噬一切，其中包括我们的激情与欲望。

从城市诞生之日起，楼就成了城市和城市生存的一种隐喻。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如此描述当下和未来的城市生活：“家家户户都同时起床，同时吃饭、乘车、劳动，同时回家、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大致在同一时间里。”城市的步调，生活的节奏，全凭一幢又一幢楼宇的存在，人们才得以有滋有味地忙着，无可奈何地活着。这时候，楼与秩序联系在一起了，作为城市硬件，楼，规定、制约、调节这个城市里方方面面的秩序：物的秩序，力的秩序和人的秩序。又因为秩序的发生与发展，各种各样的楼房得以拔地而起。

细细想来，再好的楼，也只是一个空壳，而不是家。家，是房子+岁月+生命；楼房千篇一律或大同小异，家却多姿多彩千变万化。有家，才有故事发生。比如我的楼上，原本住着一家子，迁入新居，房子空了下来。没多久，先后有人打听租价。房客搬进来，一天，小孩子在楼道里摔了一跤。于是传来骂声：什么鬼地方呀，连盏路灯都没有！骂了，事情就此了结？不，随时都会重演。作为常住户，我只能静观其变。我的印象是：整个楼洞，没有人不关心孩子的摔跤问题，却没有人关心摔跤的原因，至于有没有人动手排除让孩子摔跤的根源，我不敢妄断，想必会有的——我在笔记本上记下所见、所感、所思，恰好一位教哲学的朋友来聊天，他一看，心血来潮，大叫：好啊，一个涵盖了人与楼的哲学命题获得了完整性：时间、空间、事件、概念，一应俱全。我在一家应用科研机构谋生，对哲学似懂非懂，然而我知道，日月如梭，潮起潮落，楼越盖越高，故事却越演越单调。

人在楼中，一如鸟在树上。节节升高的树枝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鸟巢，那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就挂在这种叫“楼”的大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