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傍晚，严云绶先生从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回到书香苑的家里，据说下车往家走时还笑着挥手与迎面而来的邻居打招呼。我思忖着第二天再去探望也不迟。谁知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师母曹老师的电话，赶到时得知严先生已在睡梦中逝去。曹老师悲戚地说，他个人的心愿总算达到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从家里，在亲人的怀抱里安然地走。

严先生近两年被病患反复折磨，却又平生最不愿看医生吃药，更遑论去住院了，翻看他的保健处方本，还是原装的，基本没有用过。但在今年七月份，肾病严重起来，两腿浮肿，吃不下饭，在医生的严辞和家人的劝说下才勉强住进医院，一去就进了ICU危重病房。两个女儿闻讯从广州赶回来，却因疫情封闭，父女连面也见不到。后期，他每隔一天，就被护士送去做一次大透析，一次5个小时的煎熬，家属只能在护士推送病床经过处，远远瞅他一眼，无言地招招手。

严先生痛苦至极，在电话里告诉家人，身上插满了管子，动弹不得，要是有治好病的一丝希望那也值了，现在这样无限期地延续着自己和全家的痛苦，痛不欲生。这一天终于到了忍不下去的地步，严先生不管不顾拔掉身上的管子，药也不吃，拒绝继续治疗，坚决要求回家。不得已，医生只好让他带了药出院。家人以为让他回来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或许有利于他的恢复，却万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

严云绶是我在安师大读书时的老师。虽不同系，但我在校时，就曾闻说中文系有个青年教师，操一口桐城口音，课讲得精彩，学问做得好。后来又听说他被公认教学科研水平高，先被评为副教授，后又被评为教授，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校提拔他为科研处长，后又亳无悬念地担任了副校长。这之后一段时间，却又突然听说他辞去副校长一职，专职担任学校一个研究所所长，从事文学研究了。

严云绶是位无党派人士，生性恬静寡欲，待人宽厚。他刚到省出版局任职不久，一个年轻编辑跟着他去黄山开会，帮他拎着随身带的包，到天晚气温降下来了，严局长找衣服穿，那位小伙子却不知把包丢在什么地方了。第一次陪新来的局长出差，就闯了祸，年轻人十分自责，严局长没有半点不快，却反过来安慰他说，包里没什么要紧东西，丢就丢了，不要放在心上。这位编辑后来也成长为出版集团副总，他说严先生在这件事上的宽容大度深深影响了他以后的待人处事。

严先生对待业务工作认真负责，个人名利方面则淡泊处之。记得我到局里工作不久，1997年他就转到省政府参事室工作。在那里他继续关心出版工作，还兼带两个研究生。大约在2002年，他在参事室工作刚过五年，上面来文要局里给他办理退休，而以前像他这样的党外专家一般要干满十年。但那时正在机构改革，可能有了新的政策。局里人事部门也向上作了反映。但他接到通知后泰然处之，依旧兢兢业业继续带他的研究生，完成他承担的八五规划科研项目。

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严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想到从此之后再也见不到尊敬的严先生，再也听不到他对我家楼顶菜园的蔬菜是绿色生态食品的称赞，再也不能读到他转发给我的微信帖子了，就陡然悲凉。但一转念，想到严先生去了天堂，从此没有了病痛，便又从心底生发出一丝暖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