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这个话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实际上是要谈什么是好文章，同时又牵涉到什么是好书。这本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儿。现在还要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种抽象的高度，探讨书评的“标准”和“品格”，难度就又加大了。而篇幅只有两三千字，显然，想完全讲清楚、说透，不大容易。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也正因为对这个问题大家看法不一，才有讨论的必要。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系统研究和高明见解，有的只是读书和工作中遇见的一些实例，以及由这些实例和一些流行说法不一致而产生的困惑。

关于书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书评是评介好书的，要把好书推荐给广大读者。一般来说，这话当然不错。我们在报刊上看到的大多数书评，也都是如此。但如果从宏观的意义上来概括一个“好书评”的总的概念，这种说法就需要讨论了。从总体上讲，我甚至认为，这个说法是对书评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因为有许多书评，就是专门批评的，而且很有价值。俞平伯评丰子恺《子恺漫画》，就是一页一条地挑毛病。但这些意见，我们今天读来也仍受启发。《文艺研究》杂志有个书评栏目开了十余年了，其中的书评就多以批评性的为主。《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葛剑雄、曹树基的长篇书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指出杨著错误过多、漠视他人研究成果等问题，认为这部长达370万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这篇书评一万多字，列举了许多硬邦邦的证据，主题就是批评。书评发表后，学界震动，但普遍称好。李伯重先生甚至专门就此话题写了长文，经我手发表在《中华读书报》，李先生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使我们得以免去由洋人作裁判来对国人违规行为进行惩戒的尴尬，确实为我国人口史学界挽回了一些面子，所以我们应当为此感到庆幸才是”。所以说，评介好书或评书“之好”，只是书评的一部分。好的书评，并不就是“好书之评”，也不就是“评书之好”。

也有人说，评论要全面、客观——这也不尽然。周作人1927年写过一篇文章《谈〈谈谈《诗经》〉》，通篇批评胡适的《谈谈〈诗经〉》。此文被收入钟叔河编订的《知堂书话》，可见算作书评，没有大错。周氏此文评论胡适的解诗“未免可笑”，“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您看，连讽刺带挖苦，这能叫客观吗？而且，对胡文其他方面的贡献和长处，周氏几乎一句没提，显然也算不上“全面”。而就所谓“客观”一说，也要看对谁而言。当年受葛剑雄、曹树基批评的那位学者，就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一点儿也不“客观”，而是“学阀、学霸作风”。据我近30年当编辑的观察，书的作者绝大多数都认为评论家对自己著作的热情肯定、高度评价都是客观的，而且，评论者肯定得越是充分，评价得越有高度，被评论的作者就越会认为这篇书评非常客观。你把他比作鲁迅再世，他也大都会认为比较客观，虽然口头上会说过奖，但绝不会愤怒。在我们旁人看来，大多数批评都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虽偶有言辞尖锐、刻薄，但所论事实大体不差。而许多溢美之词与所评之书的实际的距离，要远远大于批评之于被批评者偶尔之偏差的距离。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却是，大多数被批评者对于批评，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反唇相讥、恶语相加，有的甚至暴跳如雷乃至诉诸法庭；可对于明显过分拔高的表扬、赞美，让人肉麻的谀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过作家怒斥评论者严重失实、恶意诽谤的，当然更没有见到有人愤而将过度严重的赞美者告上法庭。

所以，凡是涉及“好坏”等价值判断的问题，都是相对的，都有一个在什么意义上、对谁而言的前提。这个前提不明确，许多问题讨论不清楚。不同的人，对书评的期待、要求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出版社、出版商更看重的是宣传，作者希望听到社会反馈和有价值的专业意见；读者呢，一般读者希望通过书评了解书的大概内容和特色，而专业人士则关注书评所讨论的学术问题。这些要求深浅不一，正反不同，口味各异，很难同时满足。    ■ 内容来源：《文艺报》 作者：祝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