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结集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凤凰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引发人们对当代小说创作典范性现象的关注与思考。

典范性是王达敏小说批评的基本遵循。所谓原创性、史诗性和经典性，这是王达敏在《再论<古船>》时提出的概念，认为“《古船》自发表以来，不同年代对它的评价，最终都落到原创性、史诗性和经典性上”。原创性是个性和开创性的统一，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这个”，是典范性的基础和前提；史诗性是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统一，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是“文学必须是文学”的规定性；经典性是艺术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一定的艺术高度和人民审美情感的高度契合，是在流传中确立起来的典范之作。

典范性相对一般性而存在，典范性批评的基本方法。因而，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中会反复读到这样的评价：张炜的《古船》是“中国新文学第一部‘完全忏悔’之作”，《蛙》是“莫言文学创作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忏悔之作”，艾伟的长篇忏悔小说《爱人有罪》《南方》“显示出中国忏悔文学本土化的特色”，蒋韵的长篇小说《你好，安娜》“既问忏悔，又问原罪”，让他“惊讶，不禁对它高看一眼”。

典范性批评具有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需要确立典范性作品作为参照，在类比求证中作出恰当评价。王达敏认为，“《古船》仿佛是《复活》的中国版”，“张炜笔下的中国民间忏悔贵族与托尔斯泰笔下世代承袭的忏悔贵族相似，主要是精神气质方面的”；余华是凭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小说“首先走向世界，继而走红国内的”，然而即使“把《活着》放到20世纪文学中进行观照，还真不敢狂言它不行”。一旦确立了《活着》的典范性史学地位，王达敏就以《活着》为标杆来评价余华的其他小说创作，称赞《许三观卖血记》“是另一部《活着》”，遗憾《兄弟》没有了《活着》中“对人性出人意料的独特发现”，评价《第七天》是“一部逊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而胜于《兄弟》的小说”。同时也以《活着》为标杆来评价当代其他作家的小说创作，将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看作是“另一部具有‘生命伦理人道主义’性质的《活着》”，评价许春樵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就是另一部《活着》”，认为杨仕芳的小说《而黎明将至》《白天黑夜》“字里行间时时散发着余华小说的气味”。

以典范性评价当代小说创作，实质上是以典范性将古今中外的小说创作联系在一起，将当代小说批评纳入文学批评史的格局里，发现典范性作品与类型化创作的密切联系。因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也不以简单的评论时间为序，而以评论主题分类，对当代小说创作中呈现的忏悔意识、人性力量和人道主义三类典范性创作现象给予高度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达敏小说评论的三大阶段性主题特征。

王达敏认为，忏悔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中国向来却少有纯正的忏悔文学。他做小说评论从新时期关注“文学是人学”入手，到新世纪研究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再到近五年来“格外关注当代忏悔小说”，从“人学”走进“人性”再到“走进灵魂”，不断有典范性意义的创作现象被重新发现。

王达敏“格外关注当代忏悔小说”，因为忏悔小说体现了人性的力量。王达敏是从关注人性复活走向关注灵魂忏悔的，认为中国小说写人性的典范性作品当推余华的代表作《活着》。

王达敏始终以人道主义的眼光观察当代小说创作，特别关注以少数民族和宗教文化为背景的小说创作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典范性审美呈现，认为刘庆创作的萨满文化长篇小说《唇典》是当代小说创作难得的典范之作，小说通过探讨“人在失灵年代灵魂缺失和萨满及萨满教衰亡的命运”，“为失魂的年代失魂的人类寻找灵魂、复活灵魂”，“充满着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以《唇典》为标杆，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充满萨满文化气息，对“最后一个游猎民族、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所遭遇的“尴尬、悲凉和无奈”作人性和审美的表现，“呈现出来的是温情的感伤、悲悯的同情和至善的人道主义”；阿来的《云中记》竟然与《唇典》“在思想取义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二者互为镜像，可以构成相互解读相互阐释的关系，以《唇典》为参照，能够更好地发现《云中记》蕴含的思想精神和生命存在的深刻命题”。

以典范性标准评价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王达敏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前景充满信心，同时在与世界典范性小说的比较中看到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有了这个重要的参照，对当代小说创作评论更严谨更审慎，要求也更高。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中，王达敏论及20多位作家的30多部作品，虽然给予某些典范性作品以“第一”评价，称赞某些作品有着“经典之作的质地和品格”，但仍然谨慎地提醒读者注意，它们有可能还不是“伟大之作”。

综上所述，王达敏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中论及的各类典范性作品，如张炜的《古船》、莫言的《蛙》、乔叶的《认罪书》、蒋韵的《你好，安娜》、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杜光辉的“高原三部曲”、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刘庆的《唇典》、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都将以其典范性特征而被写入中国当代小说批评史。一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在手，便可一览中国当代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高峰入云、繁华竞逐的动人风景。

（作者：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