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的一天傍晚，地球上的某一点：西隐贤村，清清的淠河昔日一样静静地流淌着。河岸大堤上行走着三个陌生的年轻人，夕阳的余晖将他们的身影拉扯得颀伟恍惚，又把他们整齐地投放于鲜活的河水中。很快，当地人便知道这三个人：周华锋、张晓龙、钱涛；也知道，他们是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派来扶贫的。在以后的四年里，他们的一切都要和西隐贤村紧密相连。

1897年，远离繁华的巴黎、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生活12年之久的高更完成了他的最大最后的一幅油画，文化水准不高也无系统绘画理论可言的高更，却给自己最爱的这幅画起了一个人人皆爱的名字：“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是对艺术的发问，也是对人类生活的哲学提问。面对这样的天问，有人迷惘，有人朦胧，有人含笑，有人沉默。周华锋等三人懂局部，也不会全懂，因为没有人能全懂。对于西隐贤村人来说，一片懵懂，如听天书。

他们会说，我们贫吗？我们是上无一片瓦，下无立锥地的穷光蛋吗？我们的祖先从山东迁播于此，早已度过当年的草荒阶段。淠水泛滥，吞没村庄和良田的现象已成昨天。像邻县凤阳儿女手持柳条鼓逐户乞讨的情景也成记忆。“耕者有其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严重缺乏就叫贫穷，那这两样我们都有呀，哪叫贫穷呀？人说中国农民最善良、最好统治，吃饱三顿饭，睡好一张床，安稳过一天，这就是他们最低生活标准和最好的人生理想。

他们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慰藉自己，又有人用黑格尔的著名哲学论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做解释，它使庸者自得其乐。而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却在其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里公开向黑格尔挑战，存在的并非合理，而合理却并不一定存在。一些历史的痼疾和残留合理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它又是存在的。

伟大的马克思以政治家、经济家的独特眼光点拨道，现代化的路就是农村通往城市的路。而要在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国度里实现现代化，“三农”则是难以逾越的太行、王屋二山。历代的仁人志士莫不关注着中国的农民，民国时期，爱国者晏阳初就指出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的“愚贫弱私”的病灶，首先发出“建设农村、改造农民”的倡议。大学者、大翻译家杨宪益更一针见血地叹道“千年古国贫愚弱”。原国务院某负责人杜润生提出要给中国农民以公民待遇。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连续发文，探讨中国的“三农”问题。一连数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直指“三农”中这最羸弱的一批人，他们才又获得了拯救、觉醒和新生。

独爱晚清诗人张维屏的《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扶贫”可谓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声新雷，它让人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弱者和发展中的弱项，让国人了解到当前的中国，富者有多富，穷者有多穷，努力在减缩贫富之间的天生和后来的差距。它让穷人起来自己去挖穷根，用“新移民”的政策来再造新的生存环境。它用国家之力和社会之力对财富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它唤醒人们：人是不能靠扶着走的，只有直起身体，昂首挺胸，才能一步步走出希望，走向光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世界贫困史上也就留下我们的过往和精彩。

周华锋、张晓龙、钱涛是省政府参事室第一批扶贫的先锋队队员，他们在做着艰辛而又极具意义的伟大事业。他们在帮扶对象的人群里看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和生活状态，深刻地认识到思想的贫困比物质的贫困来得更残酷和严峻。他们的工作是辛劳而艰忍的。环境不再是窗明几净、四季如春的温室，田间、地头、塘边、林下、茅屋、灶边……都可以展开对话、问询。工作的对象就是西隐贤村和其有关系的事和人。工作的时间是忘我而又无法计时的。工作的核心就是扶贫。

他们的思维是独特而超常的。从追寻历史入手，西隐贤村更名为百炉镇时，正是三国曹操所辖之地，升炉起火，打造兵器，饮马长江，对月赋诗，曹孟德享受了自己的人生风光。而其后又改名隐贤镇，那是因为唐贞元年间，大贤董邵南怀才不遇，未入仕道，隐居于此，而大儒韩愈与其友善，为其写了一诗一文，故隐贤成名有名，从唐至今。唤起历史的亡灵，只是为了活着的当代人。和西隐贤村的人们一起向历史发问，这千年的水，这千年的山，这千年的迁徙史，这千年的土地，该隐去苍老的容颜了，因为你怀抱中的儿女已绽露出欣喜的笑容。

他们的行为是聪慧而带有试验性的。没有经典，没有样板，无法参考，无从模拟，只能顺天道，遵地理，看民心。至于成功与否，那就看心力、人力和造化的运行。大到修大棚、育菌菇，栽艾草、制艾药；小到种植、施肥、保墒、灌水；近到上学、就医、穿衣、吃饭；远到造林、建桥、开发湿地。历史的这一瞬间，华锋他们成了西隐贤村的当家者、操心人。在这块不起眼的土地上，他们一直在发现着、探索着、创造者……

“扶贫”是大历史、大事业、大活动，只要有周华锋他们这一批优秀的中国人在，这大历史就会有人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