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技术的使用，在为中国庞大不孕不育人群带来“生”的希望的同时，也使生命在孕育阶段就成了母亲子宫的“流亡者”。在传宗接代的需求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之间、在“制造婴儿”的冲动与法规的制定和监管之间，留下一个灰色地带，在这里，商业无孔不入地渗透着。一个庞大产业在野蛮扩张，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隐秘的代孕王国。（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

前有代孕妈妈遭“退货”，后有某明星疑似在美国代孕欲弃养，代孕乱象，又被公众强烈关注。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代孕是明令禁止的。早在2001年，原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新增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正因为如此，某明星选择在美国代孕，规避国内禁令。

殊不知，在中国，上述相关禁令形同虚设。在需求和利益的促使下，近年来，国内地下代孕市场“野蛮生长”。2020年9月，南都记者暗访调查上海多家商业代孕公司发现， 以代孕中介机构作为连接点，上下串联起的客户、代孕妈妈、提供代孕技术操作的医生，以及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等多方，合谋撑起了一条庞大的地下代孕灰色产业链。特别是，疫情期间代孕“订单”大增，中介公开宣称“65万包成功，90万包生儿子”，不仅挑战了法律底线，也让监管蒙羞。

事实上，辅助生育技术与非法代孕行为，两者具有本质区别。辅助生殖技术，是指通过对卵细胞、精子、受精卵、胚胎的操作处理，最终达到治疗不育的系列技术；如目前被普遍使用的试管婴儿技术。而所谓的代孕技术，通俗地讲，就是“借腹生子”，把代孕者的卵子与购买方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在代孕者的子宫完成整个孕育过程并顺利生产。这样一个在医学上尚存争议的过程，被一些人钻了法律空子，从而变成了一种牟利手段。许多女性受利益驱使，选择做“代孕妈妈”。

代孕市场“野蛮生长”，亟须依法铲除寄生土壤。我们既要禁止非法代孕行为，又应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从法律监管程序上予以分别对待。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既要加快立法规范，更要加强严格管理。当务之急，需要提高立法层级，设立“买卖人类精卵罪”，提高违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