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心里话，我从没想过要当记者。记者，在我心目中是神圣而崇高的职业。记得我刚入伍时，看到有些战友在报纸上发表些文章，羡慕不已。特别看到报纸在刊登报道的署名前，加个“通讯员”，都会投去敬佩的目光。心想：“啥时我写的文章也能变成铅字登到报纸上，该有多好呀！”

心动，不如行动。

我开始悄悄地学着写报道，但寄出去的稿件都有去无回。幸亏那时给报纸投稿不要贴邮票，只要在信封右上角剪个三角形，就能免费邮寄，不然我一个月才领到7元钱的津贴费，肯定不够花。就在我有些心灰意冷时，有一天，《人民前线》报有位记者来我们团采访。我十分高兴，就拿着写的一大堆没见报的新闻稿件找到他，请他帮我分析分析究竟是啥原因？他一看笑了，说：“文笔不错，但新闻要素写得不全。”接着，他又十分热情地给我讲怎么制作新闻标题、怎么写新闻导语……听着听着，我的脸开始发烫，感觉自己不是当记者的料!

但我这人啥都好，就一样不好：爱较劲，不服输!凭着不服输的劲，我最终成了一名光荣的记者，而且领取的还是首批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的记者证。

当时记者证为竖版，封面封底为深蓝色，内页底色为浅蓝色，共2页。封面封底背面都印有防伪标志。内页首页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地图和“新闻记者证”字样，首页背面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红色大印，底部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制”字样。

我的记者证在“照片、单位、姓名、性别”上，加盖着横跨3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钢印，记者证的统一编号为“B1100720034”。同时武警部队首批新闻系列职称评定的命令也下发了，我评上的是中级职称。从此，以往由媒体自己印发的记者证，一下子就成为了历史。

我的记者生涯，也正式开始了。

那时记者写作方式、通讯手段、交通工具等等条件都比较差。我基本上是白天下部队采访，晚上挑灯夜战，爬格子，而后再通过邮寄方式给报社；到了报社，再经过严格的编审程序，等见了报，新闻时效性已大打折扣。还有下采访部队，得带上干粮和水壶，去乘长途汽车。有时遇上所采访的部队驻在偏远的深山沟里，不通车，不是部队派给养员骑着自行车来接，就是靠着两条腿步行。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9年2月4日凌晨6点多，总队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宁国发生一起血案，武警部队正派兵进山进行搜捕。我得到信息，立即赶往长途汽车站，经过近7个小时的颠簸，与部队汇合。为了能“抢”到第一手资料，我随部队翻山越岭4天4夜，直到大年初一，才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结果我的鞋磨烂了，衣服挂破了，手背也被划出了几道血口子。但当我写的通讯变成铅字见诸报端时，我还是深感欣慰。

还有一次，部队奉命紧急驰援长江同马大坝参加抗洪抢险战斗。我听说后家没顾上回，就随部队一起出发了。一连十几天的抗洪，浑身上下给蚊子叮得到处是包，皮肤也给晒得黑乎乎的……可每当我看到报上登着我写的一篇篇来自抗洪一线的报道，一种幸福感、成就感，油然而生。

离开记者岗位已有20多年了，但编号“B1100720034”却是我人生最闪亮的一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