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将在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开展“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活动，提出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严禁超范围使用药品和耗材、无指征入院或过度诊疗等问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经济管理年”活动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医疗资源浪费、过度医疗用药问题。（7月15日《经济参考报》）

不可否认，当前公立医疗机构面临多重挑战，业务收入普遍下降、经济管理短板突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公立医院业务量、业务收入普遍下降了20%。由此，也导致过度诊疗、超范围使用药品耗材等问题有所抬头。根据某权威网站在线调查，有47.4%的网友都表示曾经有过度医疗经历，只有15.8%的网友表示没有遇到过度医疗，还有36.8%的网友疑似有遇到。基于此，我国将开展“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活动，重点整治医疗资源浪费、过度医疗用药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医院及医生收入的主要来源，很大程度上是靠“卖处方”，这势必会倒逼医生开“大处方”，多卖药，卖贵药。除了开“大处方”，一些医生为病人进行过度检查和过度诊疗，过度使用医疗耗材，而滥用抗生素是常见的手段之一，也使现代医疗走入了“治病必用抗生素”的怪圈。

事实上，无论是多开药、开贵药，还是增加检查项目和次数，亦或是在患者体内滥用医疗器械，均是一些医院和医生敛财惯用的伎俩。而过度诊疗的种种花样，均出自医生开出的“大处方”。有人将“大处方”现象，归结于医生职业操守缺失，有人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上找原因，这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医疗卫生部门对医院和医生开处方监管的缺失。

可见，治理过度诊疗，还须管理精细化。保障医院生存与发展，引导和鼓励医生通过技术吃饭，不仅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对公共医疗的投入，更需要有力的监管制度护航。医疗卫生部门一方面要建立保护“小处方”的激励机制，控制过度诊疗服务，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努力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要完善对“大处方”的监管机制，切断医生和药品、耗材之间的利益链，促进合理用药和耗材，科学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