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南李家铺至八卦岭之间的黄泥河上游，有一座雄伟壮观、犹如一道彩虹横跨观山岭与六道岭之间的石拱桥，因其高而被命名为“高桥”。

“高桥”有多高？话说清光绪十七年秋，庐江旱情严重，庐南丘陵更甚。一天，到任不久的知县杨霈霖坐轿到庐南八卦岭一带察看灾情。村民张七拦轿问知县：“旱情如此之重，县里有什么措施？”杨知县不紧不慢地答道：“赤地千里，全县都不同程度受灾。老天不给饭吃，我又有啥子办法？”一句话气得张七抡起车水的车拐子，一下子就把杨知县的轿顶掀掉。这还了得，岂不是反了？杨知县的随从一拥而上要捉拿张七，而张七在众村民的帮助下，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其实，张七再会跑，岂能跑得出“善技击，善走，能及奔马”的杨知县掌心？杨知县心知肚明，当场拿住张七，显得自己太没气度。你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回到衙门杨知县便令训导写了一份状纸：“张七阎王，头赛笆斗，眼似铜铃，两个耳朵两扇大门。八卦岭五十里路黑松林，地形险要，屯兵养马数十余万，企图谋反。高桥初一掉个小锣，十五才听到落水的响声；李家铺有千皮匠（做军被）万铁匠（铸兵器），一千个灯盏挂子（喻丙丁多）……”诉状层层上报，最后呈上朝廷。

光绪帝闻听谋反，欲派兵围剿。幸亏八里畈在京城为官的霍翔在皇帝面前以人头担保：八卦岭虽地势险要，但并无五十里黑松林；高桥虽高也绝没有那么高；至于李家铺的“千皮匠万铁匠”一点不假，那里有个皮匠姓千，一个铁匠姓万。这才使光绪帝放松了警惕。不久，杨知县因为将关押的犯人弄死，被充军至黑龙江，此案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张七也自然安心地过他的小日子了！

那么，“高桥”究竟有多高呢？当然没有状纸上说得那么夸张，但其孔高6.3米也只比赵州桥低不足1米。由于桥的拱洞跨水只有6.5米，所以整体显得格外高耸突兀、峭拔不凡。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修建这样一座石拱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们在为先人留下这份珍贵遗产感到欣慰的同时，更为这精湛的造桥艺术叹为观止！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这里曾是县南罗昌河以及枞阳钱家桥、麒麟桥一带连接砖桥和无为昆山的交通要道。

既然修桥只为方便行人，高桥为什么要修这么高？《庐江县志》记载，号称邑东南群山之祖的黄山（今称黄山寨），是县南境川黄泥河的源头。而黄山寨及其支脉的分水岭西北部即原店桥乡地域，也就是说，几乎原店桥乡全境之水俱交汇于此，并在此形成锁住水口之势，出水口之后河道变宽，水势渐趋平缓。每遇暴雨，河谷水流量迅速增大，且水流湍急，极易造成灾害。因此，此处修桥，不仅需要桥身坚固，还要有一定的高度方可确保安全行洪；同时，此地河床最低，自然增加了桥梁与河床之间的净高，更能满足泄洪要求。

其实，此处最初架设的是座木桥，由八卦岭张氏诸生张永济领建。据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卦岭张氏三修宗谱邑增生叶兰撰《张永济大人传》记载：“余宅前涧或洪涨或冰坚，人穷于济，欲建石梁，非数百金不可，予力艰，若募则达，唯架木尚能勉焉。先大父曰：善。不数日事兴工立，虽非蜈钳雁齿，而人乐攸往，咸啧啧称公。”可一到雨季，所搭木桥常被洪水冲走，居住在河两岸的村民及过往客商常望河兴叹！越数年，张永济曾孙张思泉复立，这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氏四修宗谱亦有记载：“公宅前涧源自黄山，每遇洪涨，行者苦之，公之曾祖名诸生永济公曾造木桥以利涉，后日久桥遂倾圯，惟公能继先人志，力虽艰而募以济之，鸠工庀材，经营辛勤，不数月而木桥造成。”（甲子科举人何元炳撰《例赠修职郞张思泉传》）至于“高桥”何时易木为石现已查无实据，但据《张氏宗谱》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二十八日墓田买卖契约中“洪文发祖遗田种壹业，坐落高桥上小凹”的记载和“金钩挂月茔图”中大涧上有“高桥”字样判断，木桥横架，即使涧深，也不显高，只有拱状石桥才显得高兀而呼作“高桥”。如此，石拱桥应建于咸丰六年之前的道光年间。据传，此桥为“牛顶桥”，桥面合龙上最后一块石梁时，师傅喊：“上梁了，哪个来顶桥？”这时，附近田地里一条黄牛“哞”了一声，算是应承。师傅立即让石匠将桥梁上好。桥成，牛亡。

毋庸置疑，木桥不仅挡不住咆哮的山洪，也难以承受风雨日积月累的侵蚀。相信除张氏宗谱记载外，肯定还有无数次被洪水冲垮的事实。而石拱桥不仅历经数百年仍坚固如初，而且在佑护一方民众方面还确实发挥过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呢！

长虹饮涧水，露日出浮云。古老的高桥以她那刚劲挺拔的雄姿，静静地屹立于时而咆哮、时而低吟的黄泥河上游，成为庐南丘陵的一道瑰丽壮观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