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是把双刃剑，有德行的正人君子拥有，会产生利国利民效应；奸佞小人拥有，就会祸国殃民。古人强调，才是德之资，德为才之率，还是有远见的。纵观历史，旦凡是能祸国殃民的奸佞小人，都具有超出一般常人的才能。秦王朝那位指鹿为马的赵高，曾经是大秦王朝的法律专家，很受秦始皇赏识，并被指定为胡亥的老师，也正是这样一个奸佞小人，从一己之利考虑，威逼丞相李斯，合谋篡改遗诏，抚胡亥上位，最后，又亲手把大秦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隋王朝奸佞小人虞世基，不仅是年轻才俊，而且文章、诗词也堪称上等，书法也是造诣颇深，只是他守不住为官做人的道德底线，终于沦落为拍马溜须，阿谀奉承，说假话，报假情，毁灭大隋江山的帮凶。

宋朝蔡京，书画堪称一绝，凭此特长赢得了当朝皇帝赵佶的“芳心”，倍受帝宠，手握重权十几年，在他祸害下，北宋朝官场黑暗，民不聊生！南宋奸相秦桧，进士出身，不仅文章功夫了得，书法更被誉为南宋第一。再看看大清帝国，最大的贪官和坤，此人不仅文才过人，还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尤其善长理财，深得乾隆皇帝宠爱！

历史上这些奸佞小人，真是不缺其才，而缺其德。面对这种情况，不能不发人深思。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提倡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排在第一位，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基础不牢，必然是地动山摇！中国历朝高官出现问题，似乎都与这个基础不牢有关系！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在选人用人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史载，尧帝在传位时，坚持把帝位传给舜，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原因就是丹朱德行较差，舜是大家公认的德才兼备的好接班人。

尧说：“把帝位传给舜，是天下利，一人病；把帝位传给丹朱，是一人利，而天下病。”同样，舜帝在晚年选择接班人时，也不选德才并不出众的自己儿子，而是选择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这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德才兼备才是选人用人的标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德与才要求侧重点有所差别，基本的规律是，战乱时期，诸王争霸，大多数统治者强调才能优先，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就反复强调唯才是举，不在乎德行上存在小瑕疵，只要有才，为我所用就行。他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忠厚吗？苏秦守信吗？陈平却奠定了汉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国家一旦统一，政权稳定，走上和平发展时期，统治者就更加注重人才的品德标准。

总而言之，无论是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发展时期，统治者在选人用人上，都没远离德才兼备这一主题。 一些领导干部，很少因为才能不足而误国误民的，恰恰是道德品质出现了塌陷，基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生了扭曲，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谋私的工具，追逐金钱，贪恋美色，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脑后，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敌人。

一位哲人说，读史使人明智。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上看，加强各级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党中央再三强调，选人用人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明确把人的品德放在重中之重，这是非常具有针对性。我们強调以德为先，并不是排斥个人的才能，两者必须互为支撑，相得益彰。

就一个领导干部而言，如果只有美好品德，而缺乏与其职位相匹配的能力，充其量只是一个老好人，很难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如果才能过人，品德低下，才能就极有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工具。历史与现实都告诉人们，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确实是长处与优势，但这种长处与优势，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作基础，极有可能产生危害国家与百姓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