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这是明代吴有性结合行医案例写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面世的《温疫论》中提及的，全书仅上下两卷、4万多字。

有关明代瘟疫暴发次数，学者们众说纷纭。邓拓《中国救荒史》记载发生疫灾64次，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记载为69次，有学者统计为38次，也有学者统计为176次。统计结果虽未统一口径，但明朝疫情发生次数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且具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暴发，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明史·五行志》记载的瘟疫，字字触目惊心，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从上一年至这个月，因传染病而死的人有七万八干四百多人；永乐八年，登州宁海等州县从正月至六月，因传染病而死的有六千多人。福建邵武连年传染病大流行，全家死绝的有一万二千户；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南京淮安疫，十人九病……

“昔仲景立《伤寒论》，盖为伤寒设也。嗣后论者，纷纷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之证甚略。”吴有性创造性的洞见，冲破自远古以来所谓瘟疫皆因“鬼神作祟”“六淫”“伤寒”等所致的顽固堤坝。故而，吴有性被誉为“治温证千古一人”。

除医界之外，恐怕没多少人“认识”吴有性。《清史稿·列传》卷五百二说：“江南吴县（今江苏苏州）的吴有性，字又可，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清史稿·艺文志》点赞其功德也很“敷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

从苏州一些地方志和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温疫论》中“发掘”才知，吴有性目睹崇祯十四、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的惨状，出于医者本性，在竭尽心力救死扶伤期间，他发现了很多疫病患者被误诊为伤寒而“治死”：“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通过亲身实践，吴有性对古医书及当时临疫“心疑胆怯”的医风提出质疑和批评。他不惧疫毒，主张“已知吉少凶多，临证更须审决”，治疗患者积极果断。在长期临证实践中，他观察到伤寒与温疫的区别，突破性地提出“戾气”致疫病学说，并指出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使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温病病因学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吴有性提出了“邪伏膜原说”和“疫邪九传说”，对温疫的病因、发病、传变、治疗等均有创新性的见解：“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他揭示了疫邪入侵的部位和传变特点：“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

他还指出：“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疫病的流行性与散发性是“空气传染”和“接触传染”。据此，吴有性推论：“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这种类似于特殊之生物发生特殊之疾病的概念，比1762年奥地利柏仑息氏的“新发现”早了120年。

针对疫情症状，吴有性采取了科学的“疏利膜原”“分消表里”治则，并发明了“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并深刻剖析了温疫与伤寒的相同点与区别。从他的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在当时极为可贵的独立意识和科学精神。

□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