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科举是平民百姓改变命运的一条重要通道，且不说金榜题名之后的风光，单是这读书人的身份，就足以使其获得生活的保障。然而，在明代，却有这么一群人连参加科考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是身份高贵的宗室子弟。

明朝帝王们制定了一整套防范宗室的条例，包括“二王不相见”“禁止宗室参加科举”“不得离开封地”等等。在严密的控制下，他们无疑是这个帝国最高贵的“笼中之鸟”。好比“禁宗室科考”一条，儒生穷数十年参加科举，而多数只落得个“举头空羡榜中名”的结局，固然可悲。但明朝宗室则连科举的机会都可望而不可即，不免更令人暗自嗟叹。 □据《北京晚报》

鲁府镇国将军朱冕甫（郡王除继承人之外诸子封“镇国将军”），“倜傥有大志”。年轻时候“以任侠自名”，走马蹴鞠无所不为。后来发奋图强，攻读诗书“日诵数千言”，最终名满天下。到这时他才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祖制已经使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取得功名，经世致用。伤感之下，他将“博士家言”放在桌上，感慨道:“让我俯首苦读两三年，取个功名有何难？可碍于祖制，只能老死牖下，碌碌无为，真是命啊！”（“使我俯首治此三两年，其拾一第岂足难哉！顾令人老死牖下，不获尺寸表见，命矣！命矣！”辄泣数行下。《藩献记》）

可见，皇族中不乏超世之才，但却鲜有给今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明朝的制度禁止宗亲入仕，如此一来，即便你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也不过做个骚人墨客，何谈建功立业、万古流芳？明朝肃王朱真淤的边塞诗，被称作“有盛唐诸名人风”，乃至到了“王龙标不能过”的水平：“远出渔阳北击胡，将军谈笑挽雕弧。千金底购单于首，赎得沙场战骨无。”（《塞上绝句》）被耽误的宗室才子们到底有多少，恐怕永远是谜。

当然，皇族中也多有唯愿畅游山水、广结良朋的逍遥君子，但这依旧是难以达到的人生理想。为防藩王作乱，宗亲们除了扫墓与迎驾之外，不被允许离开封城，不然便是要上达天听的大罪。纵观明史，也不过英宗时皇叔襄宪王忠义有加，被特许每年秋冬之际可以出城游猎三五次罢了。

正是因此，生于边境的安塞王朱秩炅才“恨居塞上，不获与齐鲁吴楚士游”。他还写了一篇《倦游对》，抱怨自己若想仿照“王公大人之游”，则会涉嫌大不敬。而若仿“逸人畸士”之游，却又受礼教的限制，可谓两难。只好足不出户，读书度日：“吾欲为王公大人游乎，则必使虎贲健儿十百为率，骑乘如云，充塞道路。陆取熊罴，水捕鲸鲵，几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后快耳！而藩国用人，咸遵定制，一逾则涉不敬、启嫌疑……余欲为逸人畸士之游乎，则必跨谪仙之驴，泛子猷之舟，幅巾野服，从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载瓢瓠酒，豫炙一鸡，果蔬脯醢，惟事真率……而身隷国姓，名号王爵，岂可舍衮衣绣斧之称，为放浪不羁之适？”

为了满足对红尘世界的好奇，宗亲们都喜欢招揽宾客。益宣王结交各地名士，一掷千金，甚至到了用尽王府九库金钱的地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宗室政策的更多弊端开始显现。嘉靖四十年，镇国将军朱聪浸上书哭诉自己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宗室中甚至有人死了十年都没钱安葬:“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世宗实录》）

身为天潢贵胄，为何会沦为乞丐？原来随着宗室人口的膨胀，地方财政已经难以承担高标准的俸禄。明太祖时，全国郡王将军以下宗室男女不过58人，而不到200年后的嘉靖八年，仅男性在籍宗室就已经达到了8214人！

山西与河南就是拖欠宗禄的重灾区。嘉靖三十二年，山西存留米麦152万石，支付宗禄却需要312万石。河南留存米麦84.3万石，而宗禄则需要192万石，“是二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皇明经世文编》）

更要命的是，宗室不准从事工商行业。即便俸禄日复一日拖欠，贫困的中低等皇族却连自谋生计也不能！“穷则思变”，许多宗亲自发要求改革，嘉靖帝也制定了新的《宗藩条例》以适应时局。然而改革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财政不断恶化。学者张德信推算，天启四年（1625年）时, 宗室禄米在全国田赋中的逆差超出143%！琼林库中无一物矣。

就这样，日渐庞大的宗室，与捆绑着他们的明王朝，滑向了最后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