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既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尤其是晚年耗时20余年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地位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他的成就与家学、师承、时代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其掌握治学方法紧密相联。               □ 据《学习时报》

践行终身阅读

钱学森自幼树立读书救国的志向，并终其一生。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收藏的近2万册藏书是他践行终身阅读积累的“物质财富”，展示出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的阅读历程。从整体上看，早年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为主，晚年以人文社会科学类为主，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类居多。这反映了钱学森思想经由科学技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些藏书绝大部分是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普通图书刊物，表明藏书目的在于“读”，而非“藏”。当然他不可能详细阅读每本藏书，而是妥善处理精读与泛读的关系。他介绍读书“奥秘”时说：“当你已经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又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你看书就会很快。人家的东西，一翻就知道它讲什么了，能够较快地看到他有什么实际的成功和哪些不足。”不宁唯是，他坚持与时俱进，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从1958年创刊号，到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每期必读；同时，他还长期自费订阅《新华文摘》《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可以说，这些马克思主义著述犹如“承重墙”支撑起钱学森的思想大厦。

收集剪报资料

治学前提条件是要有丰富材料，没有材料，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钱学森收集材料有绝招，即剪报。他在交通大学读书时便养成读报习惯，留美期间收集航空航天和原子能方面的剪报1700余份，并装订成册。1955年至1970年代因投身于国防科研事业而无暇读报，1980年代初退居二线后每日必看《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当读到感兴趣的内容便会亲自剪裁粘贴。笔者统计，钱学森晚年收集的剪报资料共计19000余份，平均每天制作3份；同时他还按照相应主题将这些剪报分类装在632个资料袋并标注主题词，如“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教育革命”“文化问题”等。不难发现，钱学森关注的都是主流报纸，是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军事、外交等宏观政策的风向标。这些剪报资料犹如“私人数据库”，以备随时查找。更重要的是，通过收集剪报可以分析新闻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

坚持读书札记

当下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微阅读流行；但这种阅读有些流于表面，而忽略内容。钱学森治学过程中坚持读书札记的方法值得借鉴。钱学森读书时喜欢手握铅笔，以便随时写下“即时体会”，包括眉批、首批、旁批、侧批、夹批，亦有圈点、划横线等。他的札记言简意赅，内容主要包括感想、心得、疑问、见解，亦有表示赞赏或批评的语言。例如他在一份剪报批注中写道：“社会主义中国要吸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以创建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文化！”细读钱学森晚年发表的论文或言论会发现，其中不少观点都能在札记中找到。实际上，很多大家诸如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都有做读书札记的习惯。读书札记是一种高效的阅读方式，可以做到“眼到—手到—心到”三位一体，且能够与著作者进行深度“心灵对话”。这些读书札记犹如“源代码”对钱学森思想起到激活作用，并经过自我凝练后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立体式的治学方法对有志于以学术为志业的青年学者来说值得参照。

注重学术通信

钱学森治学过程中特别重视学术交流，并且特别注重通过学术通信切磋学问。笔者系统地梳理过散落于各处的钱学森书信，共计5631封，且通信对象多达300余人，其中诸如于景元、戴汝为、钱学敏、孙凯飞等人的通信多达百余封。从通信对象身份看，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和“跨年龄”特征，甚至有通信对象与钱学森素未谋面，但通过书信彼此可平等和坦诚地交流。在通信过程中，钱学森提出的观点、思想和见解动态地反映了他思考问题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他在反复思索中不断迈向学术真理。在某种程度上，一部钱学森书信史就是钱学森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他通过书信与学术界学人保持长期交往，跟踪前沿、吸收观点、推陈出新。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掌握有效治学方法是钱学森成才的重要因素，值得后人借鉴。但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始终怀揣读书报国的信念，“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这对当下学者治学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在掌握方法时更应像钱学森那样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树立牢固的家国情怀，建功立业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