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的家乡农村，“大锅饭”把农民折腾得不能温饱，那时候的红糖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可望不可求的奢侈品，只有妇女做月子、吃喜茶、看望病人和逢年过节孝敬老人等才能见到或享用，平时似乎没有了踪影。儿时的我喜欢吃甜食，但那光景除了夏天去地里啃点玉米秆和甜高粱秆外，一年到头与甜无缘。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母亲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张计划红糖供应票，说是正月去给外婆拜年的。红糖是用牛皮纸包装成的金字塔形状，上尖下平，一根稻草缠绕拴紧，顶尖上还装饰了一块正方形的小红纸，一看就给人一种很隆重、很神圣的感觉。

按照传统习惯，正月初二，父亲母亲提着早已准备好的一斤红糖和一些土特产，领着我们兄妹，步行10多里地去外婆家拜年。母亲对外婆说：“您老年岁大了，天冷的时候，冲点红糖水喝喝，祛寒暖胃，帮助消化，不要舍不得……”外婆总是乐呵呵地笑着点头道：“知道了，知道了，你有这份孝心就行了。”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和表哥表妹在一起玩耍，是最开心、最难忘的时光。

正月初六，父亲单独行动去了，母亲则带着我前往大姨妈家拜年。一进门，我一眼就看见放在堂屋大方桌上的一包红糖，而且和母亲送给外婆的一模一样。我连声惊呼：“妈妈，这红糖……”母亲没等我把话说完，一把捂住我的嘴巴，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说了。大姨妈对母亲说：“这不，孩子小舅昨天来了，还带来包红糖，说是孝顺我婆婆的……”我眨巴眨巴眼睛，看着两位大人的面容，听着她们的对话，总感觉红糖成为她们拉家常的核心话语，现在回想起来才深切地感悟到，熬过苦难岁月、当家作主的农民对甜蜜生活是多么的向往，多么的企盼……

正月末的一天，大姑父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从部队回家探亲，第一站来看望我父亲母亲。他带了一包我似曾相识的红糖，还有外地的一些糖果，母亲自然是高兴了。客人走了，我仔细地打量着表哥送来的红糖，越看越像母亲买的那一包，越看越像在大姨妈家见到的那一包，尽管外形有些变化，但我敢确认，这糖一定是从我家送出去的那包糖。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买的这包红糖先到外婆家走了一趟，接着辗转到小舅父、大姨妈家，最后经过七大姑八大姨的手，一个大循环又回到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