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以来，广西都安隆福乡政府至隆旺村龙规屯的一条村级公路，被龙规屯籍矿老板韦炳克侵占建设私家别墅，导致原有公路被迫改道，临近住户大门被堵。黄女士和哥哥黄生利不断就韦炳克侵占公路盖别墅，侵占耕地建新路的行为求告各级政府。令黄女士郁闷的是，都安县国土局长韦俊昌在接访竟责怪黄女士一家不早日反映问题，并称：“被人强奸，生小孩了你才去告他？”（4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有困难找政府”，既是法律赋予百姓表达诉求的民主权力，也寄寓了民众对社会管理者的希冀与信任。但面对黄女士的求告，当地国土局官员非但没有表示出应有的理解与同情，反而以“生娃才告被强奸”的比喻，戏谑与责怪村民反映问题“太晚”。人们不禁要问，身为“国土卫士”，为什么不首先躬身反省自己的失察与失责，反倒抱怨、指责群众举报的“姗姗来迟”？

透过“生娃才告被强奸”的责问，人们不难看到当下一些政府部门习以为常的两种执法怪象：一是“民不告官不究”的被动执法。对于有悖规定的违法行为，执法者不是去主动地发现线索、触碰矛盾，而是绕着问题走，坐等群众举报，以期为依法查处制造“口实”；二是遇事相互推诿的懒政不为。一个违法案件往往不是只涉及单个部门，在哪个环节查处大有讲究。

也许，从回应诉求、保护耕地的角度考量，责成矿老板“恢复原有路面”当属情理之事。但依法打击违法侵占岂能简单止于“退路还耕”？而在矫正违法行为的同时，对政府部门懈怠职责、疏于监管的不作为，又该由谁查究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