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策研究组发现，受贿金额越多，受贿行为对大脑的刺激就越大。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吃药反腐”说随之引发公众关注。昨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纾否认课题与腐败、贿赂行为有任何关联，主要是为了研究什么样的脑神经机制会导致“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7月13日《新京报》）

一种更像神经条件反射的研究结果，最后却被人引向于“药物反腐”的范畴，并成为一个命题性概念，这样的结果超过了研究者的预料。如果稍懂常识的话，这样的误读就可以轻易避免，但何以“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的脑神经机制研究，最后会成为“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根本上还是“如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获得制度性解决，公众强烈的期待最后变得“病急乱投医”，对任何可能性的渠道都给予了巨大的关注。

时下，腐败现象越来越多，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其间既有大老虎，也有小苍蝇，但似乎陷入了打而不绝的境地，在一些关键岗位和重要领域，呈现出前赴后继的趋势。结果反腐成果越来越多，但腐败高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一方面腐败现象依然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制度性反腐无以发挥作用，预防腐败依然处于未解层次，公众信心随之下降的情况下，“吃药反腐”的误读无疑于民意诉求的另类表达。

从“贤内助”反腐、“廉政账户”反腐、“悔过账户”反腐，近些年来，各种另类反腐形式在争议声中高调登场，最终又以效果不彰而低调谢幕。非常规的反腐形式之所以广有市场，恰好折射出常态性制度反腐失灵的真实现状。“吃药反腐”本是一个伪命题，还能引发无穷的猜想与寄托，足以令现有的制度设计感到汗颜。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周期性问题”，如何改变时下重打轻防的反腐现状，如何实现预防、惩治和教育并重的反腐制度设计，确实需要用制度说话，用实效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