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的外出是到汉普斯特德西斯。我们开车到了那，然后臂挽着臂沿着肯伍德别墅门前的露台散步。我们对要去哪儿犹豫不决，母亲似乎是对此有些想法，简单说道：“对于一个悲观者来说，好的事情是他从来都不会走错路，甚至在你迈出一只脚之前你都会怀疑自己可能走错了，那会让你更从容地对付挫折。”

三个星期后她去世了，离世时躺在皇家耳科医院的病床上，原因是癌症。其时癌症已经从淋巴转移到肝脏再到大脑，可即便是病情到了这种地步，医生们还总是枯燥地重复着让她保持乐观。

事实上，我想在她去世前她听到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某位好心的健康专家或是别的好心人“乐观”地告诉她一切都会很好的，然后她就会将对疾病的恐惧静静地抛诸脑后。

这些都是25年前的事了，但母亲遗留的关于“悲观”的智慧，却贯穿我的生活，完善了我尽情享乐的生活态度和对待公众事件恬淡寡欲的心态。有些人对悲观不屑一顾，认为悲观注定是消极的自我愉悦，可他们是对的吗？如果是，那这25年来支撑病床上的母亲活下去的事情也只能让她再多坚持几个月而已，或许只是让她仰卧在床上几个月，听我大声给她读着《国家利益》上的一篇文章——出自弗朗西斯·福山之手的《历史的终结？》。

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当西方联合空中力量瞬间消灭节节败退的被征召的伊拉克部队时，必定会有乐观者相信他们熟悉的知名人士描绘的未来画面，正如布莱尔政府在1997年做入职宣誓的那样：“事情只会变得更好”。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话语必须拿来同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相比较，看看是否真的“变得更好”。

事实上，最大的悖论是，英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恰恰来自丘吉尔作风的悲观主义。当绥靖者都乐观地挥舞着手中的和平伞时，丘吉尔却正在担心着纳粹会否发动闪电战。而当丘吉尔非常乐观地相信英国能继续统治印度时，正是丘吉尔政府这些盲目乐观的人的不妥协，才导致了1943年的饥荒，致使高达300万孟加拉人死亡。

对乐观者来说再次自相矛盾的是，他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中，他很努力地控制但却徒劳。乐观者永远不可能有最满意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向善论者，对他来说每一次挫折必然是一场灾难。而对于悲观主义者来说，只需要在糟糕的事情发生前做好准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