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谈“爆炸案” 是可笑的鸵鸟思维

从邓德勇、宋朝玉被正式宣布为云南巧家县“5·10”爆炸案嫌疑人时起，长时间成为谈资的爆炸案，现在成为“敏感”话题。8月7日，巧家警方来到爆炸案嫌犯邓德勇家，叮嘱邓家人不要跟外人谈论案子，“外人”包括乡亲邻里和一切对案情感兴趣的人。多个信源证实，全县多数机关单位被要求“不评论、不传播、不议论”案件。有社区成员称，如果传出去，公职人员与党员会被处罚。（据8月9日《南方都市报》）

禁谈“爆炸案”，这不是可笑的鸵鸟思维吗？我们都知道，鸵鸟在躲避袭击时，通常会把头埋进沙里，以为没人看得见自己的身体。我们可以原谅低级动物的无知，但地方政府也学鸵鸟一样自欺欺人，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欲盖弥彰了。

巧家县“5·10”爆炸案持续发酵、不断引发舆论高度关切，不是无缘无故的，无论是案发当时的故事，还是现在当地鸵鸟思维般的举动，都令民意大失所望。诚然，“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已经大错特错，但如果能及时处置、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并及时回应舆情，积极诚恳互动，事件的负面、消极影响，还是可以降到最低程度的，当地政府及其官员的形象，还是可以挽回的。但是，当地政府并没有汲取这些教训，反而严令禁谈爆炸案，悍然以公权力再次错上加错，又让人们见识了一回可笑的鸵鸟思维。

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可惜而可叹的是，像巧家县禁谈爆炸案这样的鸵鸟思维，并不是这么一个地方的“专利”，在很多突发事件里，我们都领教了此类损伤政府公信的举动。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难道，让民众说话，天就会塌下来吗？     吴杭民

鱼贩“被逼自杀”给普法工作的警示

8月7日，湖南鱼贩王培军喝农药自杀。此前，他与一辆三轮车发生刮擦事故，三轮车主跳车时致一名83岁老太摔倒。王培军在扶起老人后，将其送到医院检查，当时老太身体无恙。王培军妻子称之后他们被老太家属反复索赔，金额由数千元升至20万。但老太家属否认索赔20万。（本报今日13版）

事实上，老太被撞即便真是王培军所为，事件双方也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只要相关法律条文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执行，相信王培军也会收获应有的正义。可遗憾的是，底层社会的法律常识是如此匮乏，使得王培军一次次“妥协”，当最后实在“无望”时，便选择了告别这个世界。可以说，不懂得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这才是王培军自杀悲剧的本质原因。

另一方面，王培军之死，当地派出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当地派出所调解，王培军先后付出一万多元的代价，可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无底洞”式的“过分要求”，无论这种“过分要求”到底来自于谁，民警都应提醒王培军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而不是和这种无礼要求继续纠缠。可惜，相关民警显然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被救的老太太恩将仇报，鱼贩法律维权意识不强，执法者的工作态度偏偏也是浮皮潦草，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王培军终于走上了自戕之路。面对这起悲剧，我们绝不该仅仅停留在道德评判上，更应明白全民普法工作的迫切和重要。 龙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