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在暴雨中受灾严重，当晚有152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上救出了上百名被困游客。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慈善家李春平和腾讯筑德基金先后提供了30.4万元和15万元的赠款，表彰这些农民工见义勇为的行为。 然而，部分参与救援的农民工表示，“钱确实发了，但是又收回去了，连发放的新毛巾被都被工地没收了”。（据8月9日《京华时报》） 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发布的消息，农民工被扣赠款已经全部退还。

到手的赠款被“没收”——与农民工暴雨夜自发救援，受邀参加崔永元等人的答谢宴，到公益基金和慈善个人对他们进行捐赠的温情故事相比而言，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

必须承认，工地对于农民工拿到捐款后可能提前辞工，耽误工期的后果的预期，确实也是正常心理；甚至，还有个别网友认为，100多名农民工同时参加救援，应该也离不开工地的支持和协助。所以，出于以上两种考虑，工地项目部对于捐款进行“暂时保管”似乎也具有正义性。但这种推理所忽视的关键点是，上述现实的合理性完全是建立在一种背离慈善权利的基础上，于情于理都难以逃脱舆论的责难。

从捐赠方式来看，参与捐赠的慈善家和慈善基金会，选择直接作用于个人的发放形式，其实可能就存在着防止捐款被打折扣，不能全部流向农民工之手的目的考量；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直接体现出，此次捐赠的收益人只能是这152名农民工。那么，在善款到达农民工个人手中之后，对于善款的支配权理应只存在于农民工个人，包括工地在内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对善款进行再次分配。肯定这种权利，也是对于捐助方慈善行动的必要尊重。毕竟，善款的最终走向其实也是捐助权利的一种延伸。

尽管工地“没收”善款一事遭遇了民工的不满，也被诉诸于媒体。但“没收”行为的顺利实现，也表明，农民工本身在对于善款的权利认定上不甚坚定，甚至不能将接受捐助明确为自己的应有权利。这与环卫工受捐后遭遇均分都有着同样的心理支撑。由此不难发现，中国慈善若要真正对接现代慈善理念，除了消解权力逻辑在慈善上的支配权，对于公民的现代慈善观念和慈善权利的普及也不容忽视。

现代慈善理念强调“慈善是平民的权利”，这种权利一方面是公民的捐赠权，另一方面也是公民受捐助的权利。从中国慈善现状来看，长期以来官办慈善对于民间慈善的阻滞，以及配套制度的缺乏，不仅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捐赠渠道的有效拓展，更影响到了公民的受捐助心理。当然，这起个案，还提示了另一种慈善软肋，即公民的权利困境同样会影响到受捐权利的实现。换句话说，本应无权利差异的慈善覆盖，却因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差异而受到差异分配。可以说，实现慈善效力的真正抵达，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化也是必不可少的权利保障。

现代慈善理念认为，慈善并不是一种偶然性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农民工的善款被“没收”的灰色剧情，折射的恰恰是这方面的认知的不足与权利无保障。以此揭示的中国慈善生态，当成为发展中国现代慈善的一个必要反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