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思想的不断渗透，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三字经》、《百家姓》等中国古代传统蒙学读本开始不能完全适应教育的需要，新学堂和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教科书的诞生。南洋公学外院的《蒙学课本》三编和无锡三等学堂的《蒙学课本》成了中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

新式学堂需要新教科书

随着近代西学的引入，各种新式学堂次第兴办。引进西方知识的迫切心理，使多数新学堂大量开设外国语和西学课程，时人有日新学堂为“外国语之肆”之讥。 编课本就成为新学堂的必要工作，学堂教学用书开始出现由旧而新的改观。南洋公学、无锡二等学堂皆是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式学堂，不同于传统的私塾或书院，而中国人自编的近代教科书，恰产生于这些带有过渡性和新色彩的新式学堂中。

1899年，浙江绍兴府学堂建立，蔡元培与诸学友约定学规，规定学友有为学堂编教科书的义务，“书成，经诸学友评议足为善本，则由学堂酌赠经费，且为付刻”。可以说，晚清各种新式学堂的兴办，成就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第一本近代教科书

在西方教科书的启示下，中国人开始编写不同于传统教本的近代教科书。现在一般公认，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编纂《蒙学课本》，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

戊戌维新时期是西学思想流播、近代传媒机构发达的时期。新式教科书催生于前者，又在后者的浪潮中得以发展成长。换言之，许多近代出版机构的产生发展都和教科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明书局创办于1902年，它的创办与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此后这套书就被通称为“蒙学教科书”。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

此外，还有一部较受学界推崇的教科用书，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的几位创办者——俞复、丁宝书、吴稚晖和杜嗣程等，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就的《蒙学课本》。

编纂者皆是一时俊杰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张相文，曾与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张相文堪称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丁福保，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医学报。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蒙学教科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法政大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实践家。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斋，光绪末年毕业于北洋将弁学堂，后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带。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逆军起义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将。

“蒙学教科书”的作者旧学功底深厚，兼具传播新知识的眼光和勇气。他们编写的教科书，是时代浪潮撞击下的文化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