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您的读书各有何特点？在求学道路上，有什么名师在您读书方面做过指点吗？

刘勇：我在1979年来北京上大学之前读书很杂，主要是阅读当时能够读到的一些红色书籍，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红日》《红旗谱》，但无意之中还读过家里留下来的一本巴人（即王任叔）的小说《证章》，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官场的种种乱象，这个作品现在了解的人不多，也算不上是一部经典，但它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现代文学的气息。印象中还翻阅过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描写辞典》，部头很大，内容是从古今中外二百九十多部文学名著中摘录的描写片断，大概有二千二百余条，我记得辞典里收录了大量茅盾小说中表现人物情绪的内容。

来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之后，特别是研究生阶段，我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训练机会，当时负责分管我们的杨占升先生，规定现代文学研究生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查阅1949年以前的刊物，也就是“过刊”。这一年阅读“过刊”的经历收获特别大，获得了和读一个作家出版的集子或者著作完全不同的感受，它让我形成了一个研究的习惯和信念，那就是一定要进入历史的场域，一定要来到现代文学的第一现场。老舍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比如连载《赵子曰》的那几期《小说月报》还同时连载了向培良的话剧《离婚》，译介了美国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介绍了英国诗人雪莱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轶事，以及日本的狂言等外国文艺形式。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老舍创作的社会背景与文坛面貌，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老舍的作品正是在这样一种“众声交汇”的历史氛围中孕育而生的。这一点在读鲁迅的杂文时最为明显。

记者：您在鲁迅杂文中获得了什么具体感受？

刘勇：鲁迅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都蕴藏着深广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指向，特别是杂文，更是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单刀直入地读杂文集，与在报刊杂志上看鲁迅原载的文章，这两种阅读思路的差别就如同一个是在景区看修剪筛选好的植物，看到的是一种人工的雕琢与整饬感，另一个如同亲自来到大自然，不仅可以静心观察植物的肌理，还可以感受植物所生长环境的空气、光照以及这一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参与和作用，我想翻“过刊”就是为研究者提供一种置身其中的情景感吧。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刘勇：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会反反复复读鲁迅，既是专业所需，又是心之所向。我有三套《鲁迅全集》，一套是精装本，是整整齐齐摆在书架炫耀的；另外两套是我在上面随手写下点点滴滴的心得，是企图把自己的感悟融入到鲁迅世界的痕迹，既是“案头卷”又是“枕边书”。我对鲁迅价值的根本体认，就是能在鲁迅的作品中看到历史，看到当下，看到未来。鲁迅作品的历史有两重意义：其一是历史事件本身，包括历史的场域与历史的人物；其二这是鲁迅笔下的历史，可以看到鲁迅是如何感受历史，如何看待历史的。读鲁迅的作品，我们能深度体认到历史的细节、历史的意义与启迪。

除鲁迅以外，我有两套全集的就是《孙犁全集》。孙犁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随笔，都能让人感受到历史对孙犁的触动，孙犁作品背后跳跃的是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气息。孙犁的作品横跨现当代，写的很朴实，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紧张的戏剧冲突，写的都是普通的人和事，但依然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活力。与鲁迅笔下广阔深邃的历史不同，孙犁是以更平实的眼光展现历史。孙犁写了大量的女性，写她们的美好，在战争中的识大体、顾大局、贤惠，对这种描写，以往文学史的评价是这样的：孙犁写出了中国女性在战争中的美好和伟大，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能战胜吗？孙犁正是从这些普通的妇女、男人和家庭中，突显抗战时期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气质。我在很多大学讲过孙犁的《亡人逸事》，每次台下都有听众感动到不能自持，这大概就是传统女性的质朴与夫妻间深沉的情谊给人的触动吧。

记者：您会经常为学生们推荐阅读书目吗？

刘勇：在北师大从读书到任教45年，我从来不给学生提供书单。我始终认为读书是一件高度个人化的事，我喜欢读的书绝不代表别人也喜欢，我觉得对我有用的书，也绝不意味着对别人就有用。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喜欢或有用的书，你给他开再多的书单都没有意义。

记者：那您怎么和学生交流读书呢？

刘勇：我有一个读书会，每学期期末都会组织一场文学经典研读会，从2016年开始，到今年，已经进行了整整十期。在这八年里我们共同阅读和研讨了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从梭罗的《瓦尔登湖》、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刘慈欣的《三体》、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契诃夫的《三姐妹》、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川端康成的《雪国》、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法布尔的《昆虫记》，到今年的《雨果传》。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读书会居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在读的、毕业的、工作的，天南海北都会赶回来参加读书会。

记者：在这么多次读书会当中，您印象最为深刻、感触最大的书有哪些呢？

刘勇：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是我关注的重点，也是读书会关注的重点。我们共同研读的第一本书是《瓦尔登湖》，这是一部举世闻名的文学经典，但是第一章的题目不叫“人生”，不叫“命运”，而叫“经济”，为什么叫“经济”？什么是“经济”？梭罗展现的是百年前人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是一种历史生活的体现。今天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极简生活吗？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物质的丰富不是最重要的，精神的纯净与安宁才是最重要的吗？这既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又是一个无比当下的观念。不了解经济怎么能阅读这本文学名著？

艾丽丝·门罗的《逃离》和孙犁的作品，都是日常的故事，但却都隐含着历史的意识，表达了一种传统古老的特质。我认为《逃离》的核心思想就是“无可逃离”！真正的文学经典，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记者：您本人有何受益的阅读习惯，能不能分享一下？

刘勇：首先要有浏览，然后才有深读，快在先，慢在后。我至今保持着用笔记录在本子上的原始方式，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对重要作品的阅读感受也都会记在日记里。疫情居家期间，我集中读了当代几位作家的作品，毕飞宇的《玉米》《平原》，余华的《第七天》《文城》，叶兆言的“秦淮三部曲”，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都是在这个时期读的，常常一口气读完，读着读着天就亮了。我是南京人，对南京的历史和今天都比较熟悉和了解，叶兆言的“秦淮三部曲”写的就是秦淮和南京，呈现的是六朝古都和民国气象，构成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结构。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叶兆言随便写哪个人物都会自然与历史融为一体。文学之于历史，实在须臾不可缺。正如叶兆言所说：“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