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时空中的动物。对时间的掌握尤其与初民的生活关系极大。初民在此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对于依靠农业生存的初民而言，假如错过农时，一年的粮食便无着落。这种紧张感在赫西俄德笔下的希腊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如果愿意及时收获地母赐予的一切果实，就必须出力耕耘、播种和收获，因为各种作物都只能在一定的季节里生长。否则，你日后一旦匮乏，就不得不乞求于别人的家门，而结果往往是徒费口舌。”（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因此，他极力告诫希腊人“要注意所有农活的时令”。

为了抓住农时，便要注意自然界提供的讯息，比如“来自云层上的鹤的叫声，它每年都在固定的时候鸣叫。它的叫声预示耕田季节和多雨冬季的来临，它使没有耕牛的农夫心急如焚”。无独有偶，中国的先民们为了基本生活需要，亦曾花费大量时间观察、记录自然时序和四季变化，拥有成体系的物候知识的同时，逐渐完善和发展出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节气系统。

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为重新梳理二十四节气的早期形成过程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夏虞南博士新著《出土文献视野下的二十四节气探源》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所进行的富有推进性的研究。

二重证据法推进二十四节气研究

近代以来，二重证据法自王国维以后获得广泛的推展和运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于二十四节气的研究亦是如此，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均有很大的进展，如初步梳理出二十四节气的形成线索，并对早期节气类文献如《管子·幼官》等有深入的研究等。但对于二十四节气确立的时间、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每一节气的形成过程，及至二十四节气形成的思想来源与价值意义等，仍然有不小需要探索的空间。

夏博士与“节气”结缘，和博士论文对《逸周书》深入研究、接触完整的节气文献有关。精研《逸周书》为其踏足“节气”研究做了直接的学术准备。夏博士系统搜集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的节气材料，对其进行了严谨的分类和解读（如将节气类文献分为节纲、时令、节令、月令、历书文献五大类，即为富有见地之做法）。在此基础上，作者依据文献证据对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进行考辩，将其划分为“二分二至——八节——十二中气——二十四节气”的演进模式。亦即，中国先民从认识寒暑发展为认识分至，再进而认识启闭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再进而从八节（分至、启闭）演化为二十四气，并结合七十二候。

作者在书中先讨论的是物候与节气的关系。先民对于物候的记录，至少在商代就已经展开。商代还没有产生系统的节气划分概念，四时概念也并不分明，但卜辞中已有对于风、雨、雹、虹等自然天象的记录，充分反映出商人对于气象、农事的重视。与商人相比，周人的物候观显然要更为精细和务实，《夏小正》和《诗经》中的部分篇章对此均有所反应。其中，《夏小正》中对于物候的记录反映出当时的农时观念已基本渐趋稳定。而在此后的《逸周书·时训》，二十四节气已与七十二物候相结合。

节气则起于四时的确立。然“四时”本身在古书中便有多种不同的含义。比如，“四时”一般被理解为春夏秋冬四季，但其实四季概念出现比“四时”要晚，是由“四时”的含义分化而来。“四时”既可指“四时成岁”之“四时”，又可指四季，在《左传》里更有“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的“朝昼夕夜”的具体指涉。凡此种种，均反映出先民对于时间节奏的敏感，其中《左传》所言垂诫尤深。为了更进一步考察“四时”内涵变化和形成过程，作者详细梳理了考古遗存和战国文献中关于“四时”的内容，重建了先民对于“四时”的理解脉络，创获甚多。如作者指出，《清华简》中的四时不仅包括四季的时间概念，也包括琼宇四维的空间概念。

四时（二分二至）之上，形成十二中气。中气，即将四季三等分而得的中间节气。十二节气加上十二中气，合为二十四节气。对于十二中气的梳理，形成本书独具特色的见解。其中，二分二至便属于中气，也是春夏秋冬四时的中点。在具体分析四时如何化为十二节时，作者充分借助了清华简《四时》、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北大汉简《节》、胡家草场汉简《日至》等出土文献中的记载。其中，八节（二分二至、启闭四立）并不能直接演化出十二中气，因为“启闭四立”为位于月首的节气，并非前文所说的“中气”。

二十四节气从诸多节气系统中脱颖而出

据本书所述，在节气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二十四节气系统并非一帆独张，与之并存的便至少还有三十（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三十七（清华简《四时》）两种不同的节气系统。为什么二十四节气系统能够脱颖而出，为后世广为接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详细解读了相关出土文献，指出汉初以前不同地域已经存在不同的月令和节气系统，如《管子·幼官》中即载有一种三十时的节气系统。作者将不同节气系统中的节气名称详加比对，乃至列表排比（推步列表是本书重要的研究手段），指出其中的分合关系，认为三十节气纪历的方法，有很强的地域性色彩。如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和《幼官》的三十时都是流行于齐地，有明显的齐学色彩，起于五行历，是五行历深化发展的结果，与四时月令有着显著的区别。作者指出，战国时期正是四时历与五行历整合的大阶段。“五行历为基础的‘三十时’受四时令影响，逐渐由五行基础向四时划分转向。”这样一个过程又随着秦汉政治大一统的趋势而相应生成，由此确立了相对完备的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系统。

通过作者的梳理，我们会看到，二十四节气不仅对于农时有指导作用，而且促成了民俗的生发。尤其进入大一统社会后，节气更在军事、礼制、司法等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印象较深的一例是立春之日的“择吉”现象。敦煌文献《单方》有“立春日，取富儿家田中土作泥灶，大富贵者，吉”的记载，另有“鞭土牛，争拾牛土，谓可疗疾”的地域性民俗传统。此种行为，虽“有近似巫术的意味”，然亦体现出民众淳朴求善的心理。此处令笔者想到在土耳其以弗所看到的百乳女神阿尔忒弥斯雕像。盖先民所求甚多，把愿望悬系在崇拜的神祇身上。所求卑微如此，而自然神力酷烈如彼。此种非理性的寄托或被指为愚昧，然其所求何其郁厚而饱含生活的热情也哉！

多学科交融的综合性视野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颇有特色的是对于文献与词句的穷源式考察，通过严格意义上的排比和梳理，每能推出新义。在对相关名词的考察中，夏博士充分梳理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追溯词语的最早出处和准确含义。作者在书中亦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著名论断，说明语词在历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地位。比如一个“节”字即体现了传统的智慧。节有“止”之义，亦有“节制”之义。又如“立春”之“立”，便极具有一种生发的精神。

对于名词的解释有助于勾连出早期习俗传统的面貌，而此种勾连反过来亦能促进对于传世典籍的理解，如作者辨“寒食”与清明的关系，追溯到寒食节的起源与“改火”现象的关系。依托新材料（北大汉简《阴阳家言》对于“秋食金遂（燧）之火”的记载），补足了对四时改火制度的理解。凡此种种，均体现出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与社会文化史等多重角度交织的综合性视野。

犹有进者，作者追溯二十四节气的起源，乃是把二十四节气作为层累时间秩序的一个分层。作者对于时间秩序的探索远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时间秩序含有多个层级，除了太阳运动以外，月亮、星辰和各类自然现象和动物活动规律都给观察时间的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坐标。此种视野下的时间秩序，仿佛重瓣的花朵一般。其他层级的时间秩序亦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笔者偶到土耳其名为塞尔丘克的小镇，不远处是希腊古城邦以弗所的遗址。傍晚塞尔苏斯图书馆在众人围观之下瞬间点亮的时刻，带给笔者极深的震撼，仿佛感受到一种古老智慧的延伸。近代中国传统饱受摧残。美国汉学大师列文森和史华慈围绕中国传统有著名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之争。前者认为传统已死，只能作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后者认为即便传统更少被人读到，但就像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样，只要存在，终会被阅读。这两种观点反映出两位大师的智慧。笔者以为，夏博士的研究不是博物馆式的对象性研究，而是生生不息的对话式研究。这是关于二十四节气与时间秩序的长久对话序列中的一个部分，构成了后来参与对话者绕不开的参考和环节。对于作者而言，也必将是迈入研究新台阶的动力之源。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