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家长，胡适写过著名的文章，应是长子祖望出生不久后在《每周评论》上写的《我的儿子》一诗：“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胡适曾经主张“无后主义”，虽然没有能够践行，他的这种独树一帜的主张却是“无后主义”宗旨的延续，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与中国传统育儿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长子祖望和次子思杜上学的年纪（女儿胡素斐于1925年因病夭折），胡适和许多北大同事一样，将两个孩子安排在素有“北京大学子弟学校”之称的孔德学校。该校实行十年一贯制的教学制度，即初小4年、高小2年、中学4年，小学部附设幼稚园（现为北京东华门幼儿园），首任园长是教育家张雪门（1891-1973）。据查相关资料显示：1927年时，胡祖望在孔德学校读四乙年级；胡思杜则读幼稚园，通讯地址显示为北平陟山门大街六号。

二

1927年夏天，归国不久的胡适辞去北京大学职务，在上海“租定极司非尔路49号楼房一幢,遂接眷定居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篇章。但孩子读书又成了问题。胡适与江冬秀的往来书信中，多讨论此事。对于祖望、思杜的念书问题，胡适夫妇大约做了两方面的努力，即请家教和选学校。

首先是请家教。比如1927年上海《生活》杂志记者邹韬奋（1895年-1944年）采访胡适，描述了胡适的两个儿子读书的情况：

大少爷九岁，在北京孔德学校肆业，读了一年多法文。到上海后，因邻近一带没有什么好的小学，就友人家共请一位教读。除中文算学外，也读些英文玩玩。……小少爷六岁，就在家里读读，请胡先生的书记教。此处说的“胡先生的书记”应为罗尔纲（1901年-1997年）。罗氏在《师门辱教记》（桂林建设书店1944年版）记录了他辅导祖望和思杜的一些情节：我在适之师家做的工作，是每天帮助他的两位公子祖望、思杜两弟读书……祖望、思杜都能够自动读书，我不过辅导他们而已。

胡适夫人江冬秀颇为赏识罗尔纲，认为他把“胡祖望、胡思杜教得服帖”。据查相关资料，胡适的好友朱经农的妹妹、深爱胡适的朱毅农也短期辅导过祖望、思杜，胡适还聘请“应小姐”“李先生”（此二人姓名暂不可考）辅导两个儿子的功课。

其次是选学校。胡适定居上海后，经常带祖望去邻近的苏州游玩。比如1928年2月时，胡适应苏州女中校长、陈源的堂姐陈淑（字允仪，1891年-1981年）之邀，到该校讲演。随后，胡适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同祖望于廿四日往苏州，住在丁太太的学堂里，他们待我很好……廿五日，他（即祖望）跟丁大哥去上了一天课，他很喜欢那学堂，先生们也喜欢他。下学年似可以把他送到苏州去上学。你看何如？

信中的丁大哥就是丁绪贤（字庶为，1885年-1978年），化学教育家和化学史家，为胡适安徽老乡，也是北京大学时期的同事。丁太太就是陈淑。胡祖望“去上了一天课”的学堂即汪懋祖（1891年-1949年）任校长的苏州中学，汪氏字典存，江苏吴县人，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受教于杜威，曾任女师大教授、哲学系代主任，与吴宓过从甚密，针对《新青年》的部分论点与新青年同人进行论战，胡适曾有相关评论，存于《胡适文存》。汪氏一生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他不仅是个善于科学管理学校、勇于变理想为实际的实干家，而且是学术造诣颇深、事业精神很强的爱国教育家。汪懋祖践行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理论，主张“教育源于生活，又要改变生活”，强调书本知识与感知经验密切结合的重要性，其任教的苏州中学名师云集（比如钱穆等人），成为享誉全国的名校。

因为胡适致江冬秀信中有让祖望到苏州读书的想法，故1929年7月，胡适借振华女校毕业典礼之邀，带着冬秀、祖望、思杜到苏州游天平山等名胜。到8月中旬，胡适又应苏州青年会之邀，演讲“哲学的将来”，带着祖望游苏州虎丘、五人墓、李公祠等名胜古迹。两次游玩，均由丁绪贤夫妇、顾颉刚等人陪同，丁氏夫妇的两个儿子丁普生、丁光生兄弟俩与祖望玩得不亦乐乎。

胡适夫妇均有将祖望送到苏州念书的念头，故8月26日夜，胡适写了一封信给祖望。信中将祖望外出读书一事，考虑得面面俱到：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你妈和我都很难过。但我们为你想，离开家庭是最好办法。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自己感觉用功的必要。……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这是你自己独立做人的第一天，你要凡事小心。……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别人，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要记得“徽州朝奉，自己保重”。因为胡适写得详细，引起不少研究者误会祖望曾在苏州读书，事实并非如此。

8月27日，胡适因中国公学有考试，故安排江冬秀带着祖望搭乘火车到苏州，实地勘察苏州中学实验小学，为校考和入学做准备。29日，祖望有寄胡适一信（此信因版权原因，不能全部展示，感谢新明老师的慷慨。——笔者注）告知在苏州三天的情况：第一天到苏州时，陈淑安排了三部汽车接冬秀和祖望等人。然后到苏州中学实验小学部进行查访，发现宿舍十多人住一间房，大人（江冬秀）孩子（胡祖望）都不大满意。

第二天祖望等人参加校考，校考科目有数学、作文、语文及常识等。

第三天祖望到狮子林玩了半天，中午时分已经获得消息：祖望已考取苏州中学附属小学。

就在29日当天，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亲自致信胡适（即本文辑录的第一封信），告知祖望已经被苏州中学实验小学录取之事，信中称：祖望已取入六年级下期，但天气炎热，可以每日只上午上课。因汪懋祖担心祖望住不惯，安排其住在汪氏书房内，由汪夫人照料。信中还透露了两个细节：其一汪氏夫妇各自有事未能接待江冬秀和祖望到小学查访表示歉意；其二汪懋祖认为胡适给祖望的信（即8月26日信）“实在可以给做父母的及众儿童一读”，“不但是施与儿童的好教训，也是做父母的好模范”。

第二天，汪懋祖又致信胡适（即本文辑录的第二封信）。他从陈淑处获悉，确认江冬秀等人已于29日返回上海，江冬秀对实验小学的住宿环境“意恐种种不便，于心不安”，因此汪氏提出安排女仆和汪夫人（即袁世庄）照料祖望，以期让胡适夫妇“尽可放心”安排祖望到苏州读书。

依目前资料，胡适是否回信汪懋祖，不得而知。但从胡适后期的实际行动看，并未安排祖望赴苏州中学就读，而是到上海的沪江大学附中念书了。

三

1929年3月，沪江大学向政府申请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校名英文亦从Shanghai College换成University of Shanghai，沪江大学附中英文校名亦改称University of Shanghai Middle School，因校长刘湛恩（1895年-1938年）推行“学校家庭化”主义，沪江大学附中成为“不啻纯为我华人自办之学校也”。故深得学生与家长拥护，报考者趋之若鹜。

查1929年胡适日记即知：9月7日，胡适带祖望到沪江大学拜访Prof. T. Neil Johnson（1871年-1948年，即Thomas Neil Johnson，中文名为约翰生，时任沪江大学英文教授兼中学英文部主任）测试英语水平，耗时两个小时之多。10日，胡适和陈陶遗（1881年-1946年）两位家长带自己的儿子（胡祖望和陈修白）参加了沪江大学附属中学的考试，从早上9点考到下午4点，胡陈二家长陪考，在考场外“不寂寞”地谈了一整天。13日，胡适送祖望到沪江大学附中读初中一年级（陈修白亦在同级），午餐与冬秀喝白兰地庆贺时，胡适一句“我们祝儿子成功！”冬秀想到费尽周章，儿子祖望终于有学可上，于是红了眼睛，落了眼泪。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