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一样是几位朋友围着火锅喝小酒，但“坐”于原始的泥火炉旁喝酒的感觉却大不相同：现代人冬夜吃火锅、喝小酒，为的是“加深感情”“热身暖胃”，而古人讲究“无酒不成宴、无诗不成欢”，宴席上诗酒不分家。如果酒足饭饱之余，吟不出像样的诗词对联，便会被讥为“酒囊饭袋”。

王羲之携41位好友在兰溪“曲水流觞”，溪流里的杯子在谁的面前停下，谁必须即兴赋诗，否则罚酒。在这种欢愉和谐又不失紧张的氛围下，书圣写下了光耀千古的《兰亭序》。唐代文学家王勃赴滕王阁宴会，一篇《滕王阁序》震古烁今；诗仙李白不仅“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而且“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蹲空对月”；诗圣杜甫不仅“每日江头尽醉归”，即便年老穷困也“潦倒新停浊酒杯”，他还用诙谐幽默的笔调为当时的所谓“饮中八仙”画了一幅像：“知章骑马似乘船……李白一斗诗百篇”；白居易特别喜欢邀朋友到家中喝酒，吟诗赏景，丝竹之声不绝于耳，留下“绿蚁培新酒，红泥小火炉”“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等千古名诗。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酒与诗，承载了中国文人几千年的灵动和情感。

以农业生产发展为前提的谷物（粮食）酿酒的出现，是我国酒文化真正的起点。酿酒始于何人尚无法考证，但考古发掘的陶鬶、陶盉等酒器，足以说明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已开始酿酒。“孽”与“曲”的分离，在酿酒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所谓“孽”，就是谷芽或麦芽，这种发酵剂只能单边发酵，在发酵过程里主要起糖化作用，也就是让酒变甜，最终会形成糖化高、酒化低的甜酒。而“曲”则较为复杂，它是以含淀粉的谷物等原料，作为培养微生物的载体，在此基础上繁殖出丰富的霉菌，从而产生糖化酶与酒化酶。用“曲”酿酒，会同时产生糖化和酒化的双边复式发酵，酿出来的酒乙醇含量较高，逐渐为后世沿用，中国的酒文化得以开枝散叶。

随着对“曲”掌控程度的提高，我国酒的种类逐渐增加。《周礼·天官·冢宰》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由此可见，周代的酒就能根据“曲”的发酵时长划分为三类。西汉时期，“曲”更被划分为大麦曲与小麦曲、散曲与饼曲等。北魏科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了9种酒曲和39种酒的制作方法。尽管我国酿酒历史非常悠久，但唐宋之前，我国所酿造的酒大多为米酒、水酒、泡酒，属黄酒范畴。白酒、烧酒属于蒸馏酒范畴，蒸馏酒即在发酵酒的基础上进行蒸馏以提高酒精浓度，从而形成一种酒精度高、酒香浓郁的酒。有文献称，白酒制作大抵始于唐代，晚唐诗人雍陶有诗“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为证。至元代，随中外交流频繁，“烧酒”不断传入。由此，蒸馏方式酿酒逐步普及。

酿酒衍生出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周礼》云：“以乐侑食，膳夫受祭，品尝食，王乃食。卒食，以乐彻于造。”古人宴会不仅考究菜肴质量，还喜欢奏乐品乐，以助酒兴。可以说，从西周开始，喝酒便开始讲究雅、趣、乐等文化品位，一直延续至清，酒与文、诗词及对联等结下的“情感”牢不可破、一直绵延至今。晋代文人搞出来的“曲水流觞”到了没水的地方就演化成“击鼓传花”。《红楼梦》里贾府常玩这种游戏，丫鬟们想听凤姐讲笑话，故意让击鼓的盲女停鼓，使“花落凤姐”。幸好凤姐说了个笑话，才免罚酒。古代人喝酒喜欢吟诗作对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古人的酒桌上，仅有酒量没有才华的人，那真是如坐针毡、汗流浃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