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5岁就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读书较多？还是对学习有天然的兴趣？这种兴趣的开发主要来自什么？

吴国盛：之所以15岁就上了大学，不是因为我成绩好，不断跳级，而是那个时候“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造成的。我因为父亲是教师的缘故，5岁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开始上小学，那个时候小学5年制，所以我10岁（1974年）就小学毕业上初中。那个时候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所以我1976年初中毕业，1978年高中毕业。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没有考上，1979年复读一年之后，考上了北大。

那一年考上北大的15岁孩子并不少见。我的少年时代，糊里糊涂地过，但的确天生喜欢上学，对读书有兴趣，可是没有什么书可读。除了课本之外，小学时我印象很深的是高尔基的三部曲连环画，是借同学的。中学有印象的是《水浒》，但看不太懂。记忆中，我小学的语文和数学成绩都很好，初中都不突出，高中数学开始比较好，当然也只是相对于同班同学而言。

记者：您小时候所读的书有什么特点？是完全凭个人喜好，还是受外界影响？

吴国盛：上大学之前，除了课本，根本就没有读什么书，因为无书可读。我的读书生活是从上大学之后开始的。我读大学期间和现在的中学生年龄差不多，就算是小时候吧。我在北大读本科期间，一是读了很多小说，对那个时候激荡的文学思潮了如指掌，像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乡土文学，像肖文福、白桦、戴厚英引起争论的作品，我都很熟。还有一类我特别感兴趣的哲理思辨类文学作品，比如《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印象最深。读文学作品肯定丰富了我的感性生活。北大图书馆北边二楼的文学阅览室是对我最具诱惑的地方。我有一次听说中文系同学的课业就是读小说，真是羡慕死了。

其二是读了一些哲学著作。我有一个同乡在哲学系读书，因为经常找他玩，就接触了哲学，感到很有趣。我记得1982年夏天我读了一本苏联人写的辩证逻辑的书，对于理论思辨有一些感觉。后来，我就决定改读科学哲学，考上了北大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

其三是读了不少科学家传记和科普著作，比如伽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马丁·伽德纳的《啊哈！灵机一动》、《居里夫人传》，以及阿西莫夫的作品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秦关根的《爱因斯坦传》。这部中国学者撰写的爱因斯坦传记，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中国书本通常会有的陈词滥调，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也写得非常好。我后来还建议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

记者：您在中国社科院读博师从哲学家叶秀山先生。他在读书方面会给您建议吗？

吴国盛：叶老师是大哲学家，也是读书高手。他写了不少读书的文章，比如《英伦三月话读书》《从哲学方面说“读书明理”》《读那总是有读头的书》《谈写读书笔记》《读书与写书》等。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关于读书的两点建议：一是要读经典，读“有读头的书”，人生在世，时间有限，不能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读那些一般的书；二是对于经典，要常读常新，随着年岁阅历渐长、思想成熟，再读经典可以读出从前未觉察到的意思。我随他读博士的时候，他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要常读。

记者：有文章说，您是因为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罗宾·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才开始科学思想史的研究？那么，《自然的观念》算是对您影响最大的书么？

吴国盛：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书产生影响。《自然的观念》算是我硕士毕业刚刚迈入学术研究之门时影响最大的书。我那个时候，自然辩证法专业有哲学志向的学生通常有两条道路，一是做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就是研究科学前沿对哲学的影响，二是研究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我的硕士论文是写现代宇宙学的哲学问题，走的第一条路。后来我意识到这条路走不远，而我又觉得西方科学哲学家的东西太简单，哲学味道不足。《自然的观念》帮助我打开了科学思想史的新道路。

记者：您的《科学的历程》一版再版，《科学通史》也曾被评为北京大学精品课程，您认为中国人对科学有“误解”，那么，如何才能正确理解科学，您能简单概括一下吗？

吴国盛：我2016年出版了一本《什么是科学》，专门回答你这个问题。简单说来，中国人对科学往往有系统性误解，主要表现就是“科”“技”不分，以技代科，过分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科学，忽略了科学超功利的精神层面。要想正确理解科学，首先需要回到西方思想史的语境中。

记者：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喜欢快是慢读？

吴国盛：我求学（本科和研究生）时代，喜欢写读书笔记，我认为那是一种好习惯。那个时候书少，适合精读细读，做笔记。我现在在清华给本科生上原著选读课，一学期精读五本书，就要求学生每本书都要记笔记，提出问题，在课上讨论。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精读。我现在读书的习惯就是在书上划重点线。如果这是一本非常重要、需要精读的书，我会再读一遍，边读边在电脑上做笔记。现在书太多，读不过来，所以还是喜欢快读但划重点，留下痕迹。我不习惯读电子书（查阅倒是经常，因为方便）。

记者：您会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吗？

吴国盛：作为一个职业化的学者，主要的读书计划是围绕自己的专业制定的。我在做一个研究计划的时候，就会列出一个必读书单，并且对其中的书确定权重等级，哪个优先读，哪个精读。由于我的学术兴趣比较广，而各专业领域的专业文献越来越多，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就没有多少机会读小说了。

记者：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吴国盛：重读是常有的，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授课需要对相关的书重读，第二种是写书写文章时对相关的书重读。要说纯粹为读而读的重读，还比较少见。那是比较高级比较奢侈的状态。从去年疫情开始，我在网上组织同行办了一个科学史读书会，每周日晚上腾讯会议直播。为了这个读书会，我就把过去读过的近五十本书都重读了一遍。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