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到亳州，在亳州的大地上走动，这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以前多次来亳州，除了药材和白酒外，亳州给我留下了两大印象。一大印象是，亳州古代是出大人物的地方。伸出手指头，就能数出一大串来，老子、庄子、曹操、华佗、陈抟……虽然其中一些大人物的故里现在有争议，但那是后世行政区划变动和调整带来的状况，无论怎么说，淮涡地区的沃壤，很能养育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这倒是无需多言的。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里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这意思是说，五百年就会产生一统天下的人，五百年间也必定会有闻名于世的人出现。古人对社会发展的规律可能还摸不太透，当然有时候也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造势，因而孟子会说出这样有些“迷信”的话来，现在的人自然已经不吃这一套了。但庄子到曹操大约有五百年左右，曹操到陈抟又有五百年左右，也让人觉得有点好笑、好玩，当然，这并非与孟子的话“巧合”，而是因为孟子给的时间太宽泛。如果有人断言一千年必定会有一些有才华的名人出现，那谁又敢说不如是呢？

亳州给我留下的第二大印象，是其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古中古时的亳州及淮涡地区，道家气氛浓郁，不但老子、庄子轮流出现，到魏晋时期，这一带也是竹林七贤活动的范围。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刘伶，故地就在现今的濉溪、涡阳、宿州一带。竹林七贤的思想认知倾向，有着浓厚的老庄色彩，嵇康尊崇道家，阮籍钦仰老庄；阮咸、刘伶皆主张老庄之学；向秀则不但喜老庄，自己还注过《庄子》。唐末宋初的陈抟，虽儒道兼修，但对先秦两汉的道家思想研修甚深，被民间道坛称为陈抟老祖。

可是在先秦和唐宋这中间时代的曹操身上，却很是奇怪，几乎感觉不到道家思想对他的浸染。据史籍记载，曹操率军出战，正值小麦成熟时期，于是下了军令道：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在这两句话里，“无”字是副词，是“不要”“不准”“不可”的意思；“败”字义为“毁坏”；“麦”指冬小麦，而非春小麦或大麦；“犯”字既有“毁坏”义，也有“违抗”“违反”义；“死”字的意思是“死罪”，不是“杀死”或“死亡”。因此这两句话既可译释成：“军士不准毁坏小麦，毁坏了就是死罪”；也可译释成：“军士不可毁坏小麦，违抗此军令者即获死罪。”可是曹操的坐骑受惊，跑到麦地里折腾了一番，顿时弄得曹操下不来台。于是把军中主管文书、事务的主官找来，商议道，我自己制定的军令，自己怎么能违反呢？可是作为军队的统帅，又不能自杀，那就自我惩罚一下吧。于是拔出剑来，割发置地，算是了了这一桩烦心事。

儒家学说既是社会学，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在上述事例中，曹操蹈循的必是儒家这种实践性很强的政治哲学原则，遵纪守法，以成大业，而不能随心所欲，放飞心性。曹操深受儒家思想塑造，客观上，以一生之实际，标准地践行了儒家格物、致知、诚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大信条，可以说，在其政治人格方面，他是没有什么动摇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儒家学说就是一套治国化人的学问，曹操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如果用不好这一学说，他不但一统天下后治不好国，甚至连一统天下的抱负也不可能实现。奇怪或奇特之处在于，我们常说，中国人坐而论，论的是道，可起而行，却行的是儒；对照了曹操来看，他起而行时即行军打仗、治国谋人时，遵从的是儒家规范，可他坐而论即闲谈命笔之时，论的也是儒而非道。这从他存世无多、但个个响当当的名诗大作里，能看得清清楚楚、毫无疑问。

在《龟虽寿》里，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短歌行》里，他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度关山》里，他说“天地间，人为贵”；等等。曹操的诗歌充满了儒家思维特征，即努力、进取、奋斗、成才、守规矩、成大事，既专注建功立业，也承担社会责任，而不像老庄那样，专注于灵魂的抚慰和精神的自适。即便在《观沧海》那样写景的诗篇中，曹操也是要写景述志，倾情于天地之间，而非吉祥止止，欲融于天地之外的。儒道两家，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认知世界的方式不同而已，都是中国的宝贝。曹操诗歌的儒家思想特征是思维认知方式，而不是文学审美方式和文学创作方法。我想说的是，淮涡地区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曹操坐而论和起而行的一致，也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可见曹操确是有几把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