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附近的合家福超市买盐，有加碘的，有不加碘的，有海盐，有岩盐，有晶盐，还有低钠盐，品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盐现在只是不可或缺调味品，然而在古代，盐的身价远不止于此。

早在石油跻身政治领域之前，盐就跟政治难解难分了。

都知道人类的祖先逐水而居，但不可忽略的是，人类同时因盐而聚。盐是民族、国家的战略物资，有盐则安，无盐必乱。据《旧唐书·礼仪志三》记载：“今侍中，名则古官，入非昔任，掌同燮理，寄实盐梅。” 所谓“盐梅”：一，代称宰相；二，比喻治理朝政；三，形状协调，藉此衍生出成语“盐梅鼎食”和“盐梅调味”。

《战国策·楚策四》说了一则故事：相传千里马老了，服盐车而上太行，体力不支，伯乐碰见了，下车攀而哭之，马通人性，昂首嘶鸣以报知己。这则故事，后来成了“骥服盐车”的典源，宋代黄庭坚《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骥服盐车不称情，肥马轻裘凤凰城。”就是引用这个成语，比喻人才被埋没。

世上有一种人叫“毒袅”，这是电视剧告诉我们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还曾有过“盐枭”。 “盐枭”一词最早出现在《盐铁论》里。据史料记载：清代的河北保定府，康熙三十年（1691年）食盐每斤价十文，嘉庆九年（1804年）涨到四十六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则是七十四文，辛亥革命前夕的宣统三年（1911年）盐价飙升到九十文，220年间，盐价上涨九倍。而清朝末年的肉价，一般维持在每斤二十文左右。盐肉比价如此不合理，与市场无关，是腐贪的体制造成的。由于利润空间太大，到处都有铤而走险的盐枭，我们程家姻亲刘铭传，是淮军的重要将领，后来担任台湾首任巡抚，然而他在投奔李鸿章之前，曾以贩私盐为业。刘家有六间房子，西三间建在六安县地界，东三间在合肥县地界，他娴于与官府的缉私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六安县来查，就把盐移置东屋，合肥县来查，就把盐移置西屋。任你谁来查，也奈何不了他。这种游戏，在无战乱的年代反复重演，似乎成了历史章法。

以徽商面孔出现的盐商，是我们安徽的特产，他们不同于盐枭，是经政府核准并持有“盐引”的合法商人。《三言》《两拍》里的徽州商人，多为盐商。盐商在清代曾经轰轰烈烈过，皇上南巡，最喜驻跸盐商之家。但文人与老百姓好像不太喜欢他们，所以在冯梦龙这帮作家的笔下，盐商的形像多半不佳。

然而一遇战乱，一切都乱了套，近如抗战时期，盐、药品与枪弹一样，成了管制物资。当年日伪对国统区与根据地搞封锁，1940～1942年，我的舅爷爷担任国统区六安县罗管区区长，向国共两党的抗日部队提供食盐等管制物资，便成了他重要职责之一。他头戴呢子帽，手握文明棍，化装成商贩，一次又一次，从敌占区的蚌埠，沿着淮河、淠河，把食盐偷运到六安，主送给守城的桂系李品仙部队，也匀一些给纵横乡野的新四军游击队。据我奶奶说，我家缺盐，想从她哥哥那里讨要一点，舅爷爷忍泪拒绝了，他说，不能亏了打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