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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周涛谈阅读
周涛 新疆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
 

编者按:看名家谈读书,本身也是一种阅读。这些大家在畅谈之间,传递出的不仅仅是读书的讯息,还有做人做事的真我,真性情。时下,别说枕边书,不少人怕是很久连纸质书的面皮都没摸过。普通大众,在琐碎庸俗的日常里,偶尔还是要读读书,让灵魂有些微的亮色也好。共勉。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周涛:当然也有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书,唯一不变的是《读者》。《读者》不是书,是杂志,不过也可以算是书。几十年来一期不落,总在枕边。轻松一刻,伴我入眠。其他的书,不断变换,有董鼎山先生的《纽约客书林漫步》,也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总体来说,我读书没有什么目的,不做学问,不求闻达,喜欢而已。这一辈子也不知道读了多少书,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现在觉得自己好像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仓库里面空空如也。枕边书嘛,原来是枕边、厕上、闲暇时,现在厕上没了,换了手机;闲暇时也没了,换了电视;只有枕边才能保留下来书。

记者: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周涛:我读得很快,一目十行也许夸大,三行大概可以做到。感兴趣的地方喜欢用笔划杠杠,不感兴趣的随意跳过去。大部分书看上三页就知道值不值得继续了,弃之。书很多,浩如烟海,十辈子都读不完,把喜欢的书看完就可以了,人不是书的奴隶,而是它的主人。人和书之间有一种缘分,有缘它自会来找你,无缘对面不相识。我这个人很少进书店,三年不进书店,十年不到图书馆,总是有朋友给我弄来些书,也够了。

记者:您读书有什么标准,什么样的书能吸引您?

周涛:我读书纯粹是凭兴趣,既爱书又不珍惜书,喜欢的是宝贝,不喜欢的是垃圾。理论性的、学术性的我都看不下去,而且现代性比较强的也是接受不了。这和我的文化环境有关,这是我的局限性。我不喜欢海明威,也不喜欢他那种亮着大胡子和胸毛故作强人的感觉。莫言能够从福克纳作品中受到启发,他毕竟小我近十岁,脑子里旧的东西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我的头脑中旧的东西太多了,装满了,新鲜事物就挤不进去。这点我也意识到了。

记者:您在不惑之年即成为“文化散文”代表作家享誉文坛。您是否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益良多?能谈谈您最常读的书吗?

周涛: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以文字为主的,唐诗宋词元曲,四大名著等等都是文字之学,谓之文学。这个主导了中国的文化主脉,这是正宗。我是受这个影响很大的,这是我的血脉,所以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偏离这个文化之河!

记者:您19岁在《新番日报》和《新疆大学校报》上发表文章,抒情诗《天山南比》受到曹禺、徐迟称赞,你们之间有联系吗?他们是怎么注意到您的作品的?

周涛:曹禺和徐迟两位前辈一起来新疆,是当时的区党委书记汪锋请来的嘉宾。当时影响很大,千人大会上,谁也没有想到曹禺先生把我的《天山南北》这首诗拿出来朗诵。他热情洋溢、评价很高,“你们新疆有人才呀!这样的诗,就是郭老看了也会高兴得跳起来!”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就被抬举起来了,立马成为一个新星。其实我不在现场,远在千里之外的喀什,有人写信告诉我的。我哪里能够认识曹禺先生呢?一直都没有见过。徐迟来过喀什,见到了,简单交流了几句。

记者:20世纪80年代,您的诗歌创作进入高潮,诗集《神山》曾获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奖。那次颁奖会上,您第一次见到诗人艾青、臧克家?

周涛:1986年3月中旬,也是我40岁生日那天,第二届全国新诗奖颁奖活动在北京举办,胡乔木颁奖,艾青、王蒙在座。见到了艾青先生,他眼睛有疾,一握手,别人告诉他“这是新疆的周涛”,手忽然用力紧紧握住。臧克家先生也为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二三星斗胸前落,十万峰峦脚底青”,我装裱起来挂了很长时间。这些前辈对我们都是很热情的,虽然他们一生吃了不少苦头。

记者:能否谈谈您早年的阅读经历?受惠特曼、聂鲁达的影响较多?作为“新边塞诗”代表诗人,您如何评价自己“新边塞诗”的风格?

周涛:是的,我年轻时受到很多诗人影响,中国新诗受到郭小川、艾青影响,外国受惠特曼影响最大。他像个伐木工人,其《草叶集》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我至今都喜欢他,但是又学不到他的气势恢弘、充满活力。我们几个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搞了个“新边塞诗”,回头再看,算是给西部地区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声音。之后影响了西部文学的繁荣,增加了大家的自信力,我对此引以为豪。

记者:如果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成谁?

周涛: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想了一下,可以肯定的就是,我想变成沃伦斯基,同时也想变成格里高利!一个是贵族气质,一个是顿河哥萨克。这两个人物都深深地吸引了我、影响了我,我爱他们。

记者:2019年,您出版首部长篇小说《西行记》。小说通过西域南疆喀什噶尓几个小人物的人生境遇,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西行记》语言与您的诗歌、散文一脉相承,不少读者把《西行记》看作您的自传体小说,因为姬书藤的故事与您的经历相似。是这样吗?这部小说对您来说有何独特意义?

周涛:这个小说是我的一个尝试,七十岁后的一次实验。它的确是我年轻时的生活经历,是有些自传体的意思。但是其中有一些虚构的故事。我一直以为诗和小说很多不同,油和水难以融合。大诗人少有长篇之作,小说家也难有精美诗篇。如果有个连接的桥梁,那就是散文了。我写诗二十多年,写散文三十多年,不试一下小说于心不甘。文学本来就是一桌小菜,它不是整个世界,一碟一盘为什么不能都尝尝呢?

记者:《西行记》中庄延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女性诸般美德,真实温馨,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周涛:是的,原型就是我的老婆了。我们一起走过了五十多年,现在都老了。这时候才能体会到她的好来,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很难替换。我们家她是主角,操持一切,我是甩手掌柜,啥都不管。庄延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当然也略施粉黛、小化淡妆。

记者:如果请您分别评价一下自己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您愿意如何作比?

周涛:我曾有过一个说法,我的小说是小学生,诗歌是初中生,散文是高中生。放在更高的文化层面来说,这个也不是故作谦虚了。

记者:现在流行跨界,有些学者也自称作家,您怎么看?

周涛:学者、作家和诗人,三者不能混淆,学者靠的是学问、见识,作家靠的是生活积累、文字表达,诗人靠的是才华和灵感。固然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分开,但是毕竟少有通才。各自都有各自的长处,严格来说还是不要彼此乱了阵脚。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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