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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登:写出《中国震撼世界》的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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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登:写出《中国震撼世界》的美国记者

吴耀明
 

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美国记者,他于1933年至1942年、1946年至1949年两次来华,长达12年之久,深入抗日前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采访报道,发表了大量反映日军残暴侵略行为和中国军民英勇抵抗的新闻报道,留下了一部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相媲美的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以观察者角度客观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何能取得成功”。

冒生命危险赴前线报道

1910年,贝尔登出生在美国纽约,1931年大学毕业后当了海员,1933年从香港上岸,开始了第一段9年之久的在华历程。他先来到北平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从事外语教师、报社记者等工作,开始接触中国社会、了解中国风土人情,他同情劳苦大众,关心他们的生活。1935年底,贝尔登目睹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游行,被学生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

1937年7月,贝尔登被美国合众社聘为战地记者,和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一起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了解到中国军人虽然装备落后,但有着顽强的抗日决心。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贝尔登到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四大会战的前线,采写了关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战役的报道。在关于太原会战的报道中,他称赞八路军“善战”,展示了游击战的威力。

1938年10月,武汉被占领,贝尔登目睹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写下了《武汉劫灰录》一文发表。

1941年秋,日军在宜昌大规模使用毒气,使中国军民1600多人受伤,其中600人死亡。贝尔登被派去采访,又写了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又应邀在重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世界展示中国军民受害的惨状,揭露日军的无耻罪行。

在辗转南北的采访过程中,贝尔登多次遇险,炸弹碎片曾在他头上飞过,幸而大难不死。他不辞辛苦、不惧危险地奔波于各大战场前线,以笔为武器揭露和打击日本侵略者,被誉为“中国战场最优秀的战地记者”。

让更多人了解新四军

在北平期间,贝尔登就认识了斯诺、爱泼斯坦等同情中国人民的外国记者,开始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期间,贝尔登又结识了史沫特莱,还见到了周恩来,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1月,当白求恩、琼·尤恩从香港来武汉时,贝尔登和史沫特莱一起为他们接机并愉快地喝茶交谈。

1938年11月,贝尔登作为唯一的外国记者参加上海民众慰劳团,前往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在途中,他被投奔新四军的青年们感动,不禁感叹:“这是什么力量吸引青年自愿奔赴艰苦的敌后游击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战斗啊!这真是了不起的巨大革命力量,有了他们,中国一定有希望。”在云岭,他采访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叶挺与其交谈时指出,“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存在是由于共产党在我们民族革命、北伐以及现今的抗日战争中间积极参加,以及牺牲的结果。共产党在这些军队里起着意识力的作用。”项英对他说,“新四军面临着人力、客观上种种限制,能不顾一切阻碍,一切极其困苦条件和限制,是凭着真正革命的牺牲精神。”新四军指战员的革命信仰、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给贝尔登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刮目相看。

新四军武器落后、装备奇缺、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他们始终以苦为乐、士气高昂,是什么能让这支队伍打败装备先进的日军呢?经过观察,贝尔登指出,新四军与其他军队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制度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部队每个连都有政治指导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担任最危险的职务、执行最勇敢的战斗,作战时最先冲锋、最后退却。他记载了这样的场面:“政治指导员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全速冲在前头,战士们紧随其后……”正是这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精神极大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新四军以严明军纪作为行动准则。贝尔登观察发现,“战士在离开的时候,把门板装好,把一切弄得非常妥帖;军队居住的地方,能像新四军这样干净的,还没有见过;他们跟老百姓说话时,是那样温和”。他把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翻译成了英文向外界传播,展示了铁的纪律是这支铁军的胜利之本。

贝尔登关于新四军的十余篇报道在《大美晚报》上连载,1939年结集为单行本《新四军》出版,在书中他称赞新四军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贝尔登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游行示威,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共罪行的抗议和对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敬意;又将《新四军》编入《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一书中出版,用铁的事实回击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其制造分裂的阴谋。

见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2年至1945年,贝尔登被派往缅甸、北非和欧洲战场采访。1946年底,又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深入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广泛调查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金融、宗教、卫生等方面社会情况。他采访了刘伯承等共产党领导,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著名作家赵树理以及各阶层代表。1949年回美国后,以采访经历写成了代表作《中国震撼世界》出版。

贝尔登在这部书中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奥秘,“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效地赢得了人心,因此在中国获得了胜利……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富有理想,赤诚爱国,很得人心”“共产党如果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这些论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震撼世界》最早的中译本是1950年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1952年结集出版的,译者是查良镛(金庸)。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指出,《中国震撼世界》是可以和《西行漫记》相比的。1971年,贝尔登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接见他,1972年2月19日,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斯诺先生追悼会。1989年6月,贝尔登在法国巴黎去世,走完了79年传奇的一生。他为让世界更加深刻了解中国、理解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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