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旬，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提醒学生家长在支付培训费用时，不要支付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一次支付不超过5000元限额的费用，避免退费纠纷和“卷钱跑路”风险。同时，要警惕以“充值赠送”等方式诱导超时段、超限额收费。

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上，价格高昂的大课包仍有销售，甚至有培训机构在还有大量家长未消课费用的情况下，在各个“老板”之间转包，这些都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潜在的风险。

买大课包拉低单价频频遭遇机构跑路

非学科类培训行业中，大课包早已不是新鲜事。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李昭（化名）曾为女儿报名位于丰台区草桥的游泳培训班，课程都是打包卖，小课包30节，大课包120节起。

“我咨询的时候，营销人员就一直推荐大课包。因为折算下来单课时价格差异巨大，我认识的家长大多购买了大课包。”李昭说。

但是，原本想要“买大课包拉低每节课单价”的家长们，却频频遭遇机构跑路。李昭告诉记者，她和几个亲戚家里的孩子所报过的钢琴、舞蹈、演讲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班，都遇到过“跑路”的情况，“我们整个大家庭4个孩子的课外班，因为遇到‘跑路’至少损失了10万元”。

“孩子八岁的时候，报了一家街舞机构，一次性优惠缴纳了两年费用，便宜了一万多元。但第二年这家店就倒闭了，还差至少一半课程没上。很多遭受损失的家长选择走法律程序，最终官司也打赢了，可这家机构根本没钱赔付家长的损失。”来自河南的家长苗青说，如今两年过去了，退费遥遥无期，这家机构的负责人始终一句话，“现在没钱，在赚钱还债”。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金菊看来，培训机构超额收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培训机构本质上具有逐利性，二是家长面临培训机构的营销套路时容易冲动消费，三是国家政策当前处于动态调整期，不排除有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想在政策完全落地前“捞一笔”。

姚金菊说，为了达到更好的监管效果，有关部门要继续坚持校外培训的公益性、个性化和分类治理原则，遏制校外培训的野蛮生长趋势。

收费行为有待规范 资金监管存在漏洞

记者注意到，在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中还专门提到，要注意缴费安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训缴费，切勿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将培训费用支付给除预收费资金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户。

但记者采访了10位来自北京、河南、安徽等地的家长后了解到，这些家长缴费时一般都是刷信用卡或微信、支付宝转账，至于国家规定的校外培训缴费平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他们全部表示“没听说过”、机构工作人员“也未曾对此有过介绍”，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的钱到底转哪了”。

在苗青提供的维权群里，一名家长展示了自己当时的转账记录。这名家长刷信用卡缴费5100元，订单显示入账的账户名为“河南福田百货”，而交易类型却是“汽车加油”。据这位家长回忆，当时还非常困惑地询问这家街舞机构的工作人员，但对方给出的回答很模糊“就是这样的”。

姚金菊告诉记者，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由教育部主办，由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进行网站运维。平台的建设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服务行政管理部门，为其在机构资质、培训内容、资金、服务质量监管等方面提供服务；二是服务校外培训机构，为其在年检年审服务、开设店铺、售卖课程服务、信息发布服务和咨询服务等方面搭建平台；三是服务学生家长，为其选择合规机构，购课、约课、消课、退费、评价等提供便利。目前，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能够在线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日常监管、风险核查、实时跟踪和在线调度管理。家长可以通过平台网站或手机App进行注册使用。

“家长应当理性选择培训项目和培训机构，树立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虚假宣传。一定要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训缴费。”姚金菊说，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具有“课程核销”和“申请退款”等功能。

如何才能进一步规范培训收费行为，强化校外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有关部门要服务、引导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规范经营，了解家长和孩子的培训需求，不能通过简单关停来治理问题，监管措施要做到善治。应该从法治角度思考什么才是好的规范、好的监管、好的社会治理。一个好的监管会让市场更规范、合法合规的机构得到更好的发展。

“应当明确相关主体的监管责任，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联动协同执法的体制机制，特别注意发挥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建议，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整理和修订，形成必要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为相关管理部门开展依法监管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据《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