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过年,孩子们再也不为能否穿上新衣而发愁。可在我小时候,过年如果能穿上一件新衣是何等高兴的事啊!
母亲18岁时就学会了裁缝手艺,后来又成为我父亲的师傅。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在六安一中上高中,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由于历史原因,父亲高考成绩虽好,却未能上重点大学,最后补录上了安农皖北分校(即现在的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一年多后,学校停办。父亲又回到农村老家,不久与母亲结婚了。为了生存,父亲只好试着用缝纫机缝制简单的衣服。父亲是半道学艺,为提高裁剪水平,每次去县城都买回来很多缝纫类书籍,一有空就在硬纸板上临摹、画线……很快手艺就超过了母亲。
在农村,裁缝多为女人。男人做裁缝是被别人瞧不起的。父亲由一个大学生一下沦落成小裁缝,开始难以适应,特别是一想到自己同学大学毕业后都有了工作,更是伤感。这时,父亲就会借助二胡或笛子或口琴一解心中的郁闷。那时虽然我还小,总感到音乐声中充满凄婉、悲伤。
20世纪60、70年代,自家做手工活包括做缝纫都是不允许的。父母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又悄悄地拉上窗帘,偷偷摸摸地做缝纫的活。但隐蔽得再严密,时间一长,终有被村民发现的时候。为此,父母少不了挨生产队的批评。好在父母做人恭谦待人又好,生产队队长也能体谅到我们家庭的困境,慢慢地放松了“管制”,对父母亲做手艺活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随着父亲手艺日益精进,他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高师。手艺好,自然生意就好。特别是春节时,衣服更是做不完,每天加工到深夜。我们兄妹几人也帮着父母做下手,订扣、网扣眼、缲裤脚边、熨衣服,我们全会。当时最难做的活是用布条缝制老式对襟褂的布纽扣。缝条、打结扣太复杂,在父母的示范下,我们慢慢都学会了。熨衣服是件难活,父母自然就把这活落到老大我的头上。那时家里没有电,更没有电熨斗。熨衣服的熨斗是用生铁铸成的,又笨又重,里面要烧木炭才能产生温度。每次引火、烧炭, 都要捣鼓好半天,常常弄得我一鼻子灰。熨斗里的炭是烧着了,可熨斗的温度实在难把控,稍不注意就把“的确良”衣服熨通了。为此 ,我头上少不了挨父亲的尺板,一边是我的泪水,一边是爸爸的懊恼:“今天的活算白忙了,又得赔人家新衣服。”
时间在一针一线中流逝。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就掐指算计着,什么时候父母也给我做一件新衣。有时还以“罢工”相要挟,为此,我这个领头的老大没少挨尺子。父亲怒斥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穿新衣也得先让人家的孩子,你们的新衣啥时候不能做!”一听此话,我的眼水直打转,内心是多么渴望过年时有一件自己的新衣啊!
每年大年三十上午,别人家都开始贴对联了,可我们家里常常还有几个小孩在大人的带领下还在等新衣。父母和我们全都紧张地忙碌着,直到最后一名小孩穿上新衣,我们才如释重负。人家孩子的衣服做好了,现在该轮到做我们的新衣了吧。父母看到我们期盼的目光,马上又俯下身子,动手为我们兄弟姐妹每人缝制一件新衣,这时,也许是我们兄妹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此刻,我们兄妹拿出全部看家的本领,很快就把各自的新衣扣眼缲好,订上纽扣,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在院子里欢快地跳着、蹦着,比试着谁的衣服更合身、更好看……
看到孩子们的高兴劲儿,原本满面倦容的父母如沐春风。直到这时,父亲才大声说:快拿笔墨来!其实我早已准备好写春联的纸笔。只见父亲拿起久违的毛笔,略思片刻,在洒有金粉的红纸上唰唰地写上:“妙手裁云锦,精心剪春光”。此刻,四周满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