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势头明显超过了一线城市。从2010年到2020年，全国人口流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去北上广深”。这10年间，深圳、广州的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714万和598万，是连续几年人口流入的明星城市，即便是户籍政策最为严格的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量也分别达到了228万和185万。

简单计算可知，四大一线城市的总人口增量达到了1725万，年均增量为172.5万。但2021年，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量总和仅为12万余人，不及过去10年年均增量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包括武汉、成都、杭州等在内的新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武汉2021年新增了120万人，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的人口增量也在20万以上。 ■ 21世纪经济报道

人口流向出现新趋势

在受访专家看来，短期而言，疫情降低了一些人跨省就业的意愿，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受到较大影响，省会城市则相对受益；中长期而言，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均已达到2000万量级，在政策以及市场“无形之手”的双重作用下，人口增速或会放缓，而一些产业活力强的新一线、二线城市，将迎来更大的人口增长机遇。

2021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81.06万人，对比统计年鉴披露的2020年末常住人口1874.03万，增长了7.03万。深圳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有1768.16万人，比2020年末常住人口1763.38万，仅增长了4.78万人。尽管均为正增长，但远远不及过去10年两座城市的人口增长“战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和广州对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新增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约为714万和598万，平均每年新增约71.4万和59.8万，增量分别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和第二。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两座一线城市“放低身段”，广纳贤才的户籍政策。

如今，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达到1800万、1700万量级，实际人口更是已经突破了2000万大关，深圳从去年开始已经在提高户籍门槛。

北京和上海，则在“十三五”期间分别提出了“人口减量”和“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即便如此，2020年对比2010年常住人口仍然分别增加了228万和185万。

而2021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了0.4万，上海则小幅增加了1.07万。四大一线城市相加，2021年新增加的常住人口数量为12.48万人。

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量反超

相比于一线城市过去一年常住人口增长降速乃至负增长，二线城市的表现有更多亮点。

风头最劲的当属武汉，新增人口数量超过了120万，并且，1364.89万的常住人口总量，也使得武汉重回中部人口第一城的位置。

武汉统计局披露，2021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934.1万人。全年户籍出生人口8.2万人，出生率8.97‰；死亡人口5.4万人，死亡率5.90‰。大致可以推算出，120万增量常住人口。

武汉的人口增量表现“一枝独秀”背后，有一定的原因是武汉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导致了一些人口短期外流或外来人口未能如期返回的情况，而随着2021年全年疫情的较好控制，经济恢复，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2021年，武汉GDP增速为12.2%，两年平均增速也达到了3.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仲高表示，从数据来看，城市间出生人口虽有差异，但并不悬殊。造成部分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更大，主要还是迁移原因，随着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和就业压力加大、二级城市公共服务条件改善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部分人口从一线城市流向二线城市。

城市研究专家孙不熟表示，一线城市往往有大量的跨省流动人口，在疫情形势下，人员跨省出行、就业的成本更高，综合评估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返乡退守，或者去同省的省会城市。

农民工的流向或许一定程度佐证了这一判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当年省内流动的农民工人数为10042万人，比上年增加135万人，占比为58.5%，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提升了1.6个百分点。

人口流向趋势生变？

2021年的人口流向变化，是否预示了长期的趋势？

在受访人士看来，除去疫情的短期影响之外，从更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将会放缓，而新一线、二线城市还有较大的机会。周仲高表示，城市人口适度容量是多种因素制衡的综合结果，一线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体量后，在人口发展方面更会关注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情况，提升人口综合竞争力和人口贡献率。

孙不熟也指出，一线城市在经历“人口换血”，大量的学历型人口流入，而产业工人流出，总人口增速下降会成为趋势。

周仲高则强调，未来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将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从高度集聚走向更优集聚，既要发挥集聚的规模效应，也要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