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当过兵的人。

——题记

流水有痕

书上说，流水无痕。我说，流水有痕。   当兵的人，首先得学会走路。走路，是军人最基本的，也是最严格的训练。齐步：步幅约75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116－122步。跑步：步幅约85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170－180步。正步：步幅约75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110－116步。我们就是这样掐分掐秒地走，走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现在想改都很难。我有时陪妻儿散步，走着走着，就把他们丢在了身后。

军人，每天早操后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内务。说白了，就是铺床叠被。为了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们无数次地把被子打开、叠好，再打开、再叠好，甚至用木板夹，用砖头压，生生地把一条松软的被子变得像一张折纸，随便一叠，都会有棱有角。后来，我看见很多战友婚床上的大花被子也成了“豆腐块”，还有那些转业退伍的战友，已回归老百姓，仍习惯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军号，是军营里最美妙的音乐，也是最严肃的号令。军人一天的生活，几乎全靠它来“指挥”。我当兵的时候，军号已改由录音播放，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天都是听着号声起床、出操、收操、吃饭、上课、下课、午休、熄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号声，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部队统一组织卫生大扫除，快到12点了，下课（收工）的号声还没有响，平常这个时候，开饭的号声也都响过了。号声就是命令。尽管各单位都已经完成了任务，但谁也不敢擅自收工。后来，派人去一打听，才知道停电了。

前不久，一位战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一次，他们几个“老转”凑在一起喝酒，老陈喝高了，趴在桌子上怎么也叫不醒，无奈之下，他就把手机录制的紧急集合号，往老陈耳边一放，老陈竟一骨碌地站了起来……

青葱故事  风景秀丽的南京钟山脚下有一座军营，她是我步入人生旅途的第一站。起初，我是线路维护连的战士，后来调到机务站当文书，机务站是男女兵混编的连队。与我们连同住在半山腰的，还有一个长话连。长话连是清一色的女兵，只有一个男兵，他主要承担着连队的给养保障。我们喜欢拿这个“党代表”开玩笑，经常把他弄得面红耳赤。

我们连与女兵连同属一个营。营部旁边有几间平房，大概有三四百平米，中间没有隔墙，拉了一道布帘子，分成两个饭堂。女兵连从东门进出，我们从南门出入，对方吃什么饭菜，不用眼看，闻一下空气中的味道，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女兵连的伙食好，还经常用节余的伙食费加菜会餐，馋得我们直流口水。有几次，我们连有的人悄悄地撩开布帘，偷着从她们的菜盆里挖菜吃。后来，不知怎么被发现了，盛菜的盆子就换了地方。

恶作剧是我们的一大嗜好。比如，把战友的裤带藏起来，让他提着裤子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将臭袜子放在打鼾战友的脸上，看他一呼一吸的模样；编造一些“桃色故事”，让暗恋女兵的战友心神不宁；将脸盆、茶杯等放在门头上，把下夜班推门进屋的战友吓得嗷嗷叫。我们还喜欢给女兵“打分”，给战友起绰号。有的人绰号叫长了，喊得顺溜了，在一些公共场合，我们也大呼小叫。因此没少挨领导批评。当时，女兵连养了一只大狼狗，非常凶猛，但对我们非常友好。附近有一个工兵连，狗见了他们就会狂叫着穷追不舍。我们非但不去制止，还人助狗威，在一边看热闹。后来，弄得两家单位的领导还专门坐下来，研究解决此事。

还有一次，营里组织野营拉练，很多人的双脚都磨出了血泡，行走十分吃力。在经过一个村庄时，路边站着很多孩子，他们大声叫喊着“解放军叔叔好”。女兵走过来，孩子们不吭声了。他们没见过女兵，不知道喊什么好。我们就悄悄地对他们说：“喊解放军婶婶好。”后来，孩子们就可着劲地叫喊，笑得我们肚子疼。

独山兄弟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一帮年轻人，来到皖西独山镇，参与筹建某部机关。我所在的政治处有十几个人，主任林一清是个老革命，对我们既严厉又慈爱。几位股长用人心切，对我们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我们几个毛头小子，来自四面八方，虽素不相识，却亲如兄弟。

我们住的是部队的老营房，因为白手起家，生活极其艰苦。一天中午，为了解馋，我买了两份猪油烧四季豆，后来呕吐不止，被诊断为食物中毒，在卫生队吊了5瓶水，可把兄弟们吓坏了。有的战友，在连队吃的是“大锅饭”，不愁吃不饱肚子，调进机关以后，伙食定量标准降低了，粮票不够用，只能吃七八分饱。当时对我们来说，吃的东西最稀罕。一次，我探家带了一包咸豇豆，几个兄弟在办公室，就着白开水，很快给吃了个精光。我们有时晚上加班搞材料，饿急了，就跑到机关的菜地里偷摘黄瓜、西红柿充饥。

有一年过春节，我们实在馋得不行，拿了两双解放鞋，从附近群众家里换了一条狗，然后找来铁皮桶当炉子，拿来脸盆当锅。室外大雪飘飘，室内热气腾腾，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香喷喷的狗肉，好不开心。

当时，在我们兄弟当中，闫书杰、厉士华、罗时桂已结婚成家。后来，我们几个也悄悄地进入了“地下恋爱”。韩景增在追家乡宣传队里的女一号，钱祖仁在追一个公社的妇女主任，吕淮波在追一位大学教师，我也在追一位医院护士。薛谦、郭培根、肖勇等年龄小，有的还是战士，就给我们“当差”，去邮局寄信。当时尽管追得很辛苦，但都终成正果。

几年后，我们又从独山分手，有的被调往上级领导机关，有的被派到部队任职，还有的转业地方工作，但无论在哪里，“独山岁月”最难忘，“独山兄弟”最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