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四位青年教师马楠、贾连翔、程浩、石小力对简文内容进行了解读。会议尾声时，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的研究整理情况。

2008年，在李学勤先生的主持下，数量为目前所发现的古籍文献类最多的一批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这就是“清华简”。虽然竹简的整理编连、字词的考释理解、文献内容的解读面临很多困难，但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从2010年开始，中心每年出一辑整理研究报告，此举，被学界誉为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清华速度”。

2019年2月，学界泰斗86岁高龄的李学勤先生辞世，执掌中心的重任落在了黄德宽的肩上。

走上古文字研究的学术道路

2018年10月，“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在长春召开，黄德宽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致辞。

时光倒流到40多年前，1978年11月，以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为召集人，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了全国性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会上决定成立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成立的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为了培养高校师资和研究骨干，改变古文字学后继无人的状况，教育部于1982年委托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举办古文字研修班。因为导师眼睛不好，入学才一年的黄德宽被南大推荐去吉大参加了古文字研修班。

古文字研修班的十来个学员中，大多来自考古学界。“过去在南大，老师们也讲文字，但更多的还是讲传统文字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知识，研修班开的课主要是从考古和古文字角度，当时除了于老指导以外，我后来的博士导师姚孝遂先生讲甲骨文和《说文》，陈世辉先生讲青铜器和金文，林沄先生讲古文字考释的理论和方法，青年教师何琳仪讲战国文字研究。”一年的学习中，除了课堂上课，还有考古工地的教学实践。先生们的课程介绍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为黄德宽打开了新视野，他感到“收获蛮大”。

中文系出身的黄德宽在南京大学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在南大的现代语言学学习，在吉大学习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知识，让他有了跨学科的感悟，奠定了后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与学中文的相比，我多了考古、历史和古文字这方面的知识；与纯搞古文字和历史研究的相比，又多了传统小学和现代语言学的训练。”

因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结缘

2018年1月，黄德宽出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从合肥到北京，从安大到清华，对于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一变化多少让人感到讶异。实际上，他和李学勤先生的渊源可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李学勤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已成名，认识他之前，黄德宽读过他的《战国题铭概述》等不少关于古文字的研究文章。80年代，李学勤经常去吉大参加学术活动，有时候于省吾和金景芳先生的研究生答辩，也会请他主持。

“有一次我与同学拜访于老，于老评价了许多研究古文字学者的得失。对当时的中青年学者，他就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裘锡圭先生，一个是李学勤先生，对他们都有比较高的评价，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那时作为学生的黄德宽和李学勤先生并无多少接触。后来，他回到安大工作，在一些国内国际的学术会议上和李学勤时有交集，但没有深入交流。再后来，黄德宽先后担任安大的副校长、校长。这期间，他曾邀请李学勤去安大进行学术指导。

李学勤不仅关心安徽学术，对黄德宽更是多有扶持，早年还是他的博士论文主审人之一。后来，李学勤到清华组建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持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每一辑成果发布会，都邀请黄德宽参加。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根据“2011计划”，由清华大学李学勤、复旦大学裘锡圭两位先生牵头，联合全国11家高校和科研院所，汇聚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在清华大学组建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安徽大学成为协同单位之一，黄德宽本人也深度参与了清华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

大概正是这林林总总，黄德宽因李学勤先生得以与清华大学结缘。

古文字工程推动“冷门绝学”的发展

2020年11月16日，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受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担任古文字工程的牵头单位，并在清华设立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秘书处，黄德宽出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首席专家。

“这项工程的缘起和李先生关系密切。”2012年，由李学勤和裘锡圭领衔组建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经过几年的建设，第一期验收很顺利。“协同中心建立了一种合作机制，大家联合攻关，优势互补，解决了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推进了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人才的培养，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即便后来‘2011计划’被整合进以各高校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但中心成员单位仍然希望能保留此前的运行机制，都期待寻找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和机会。”

来清华工作了两年，黄德宽逐渐熟悉了情况，且正好赶上2019年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国家语委等部门组织召开了纪念甲骨文发现与研究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为座谈会发来贺信。“总书记在贺信里对甲骨文的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落实贺信和座谈会精神，古文字学界得有所行动，后来我们就考虑提出了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建议。”而这，又正好可以与此前清华牵头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衔接起来。

2020年，高校“强基计划”将“古文字学”纳入本科招生，从而彻底改变了古文字学教育主要面向培养研究生的局面。

古文字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回首40余年来古文字学的发展历程，黄德宽庆幸这一学科的发展流脉并未因“文革”中断，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中山王器相继被发现，古文字和出土文献领域也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大学教育整个停滞，真正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也就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以及社科院等为数不多的单位。

除了学科的客观属性，在黄德宽看来，社会大环境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好多个场合，他都感叹古文字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现在这么好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都比过去好多了。过去，古文字信息化是个短板，但这些年随着一些信息化技术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应用，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在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书写越来越少，提笔忘字成为常见现象，他常常被问及汉字的发展和传承问题。每每这样的时候，黄德宽都会坚定地告诉对方：汉字不会出现危机。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出来的，其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成果。

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提升，黄德宽认为，汉字不会出现“五四”时期那样差点被废除的危险，但汉字教育却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这几年，身为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的他在很多场合提出：我们有责任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汉字教学改革，为使古文字传承后继有人，要从基础教育做起，重视汉字文化的普及，将古文字研究成果转换成基础教育资源，让孩子们学文字变得容易、有趣，而不要跑偏了方向。

说到这几年来清华的工作，他感到自己与清华务实创新的学风和良好文化环境的契合，他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以李学勤先生为榜样，不仅要努力把个人的学问做好，还要尽到一位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 中华读书报 记者 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