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提到仰韶文化，都绕不开安特生，安特生成了仰韶的一个符号。简单回述一下他的故事：安特生是一位瑞典的地质学者，1914年受邀成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就这么到了中国。很快的，安特生结识了亲密伙伴丁文江，中国地质学者和人类学者。在丁文江的协助下，安特生在中国一边考察地址地矿，一边考察古生物。1919年安特生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把82箱动植物化石标本通过船运寄回瑞典，但这艘“北京号”途遭风暴沉没，安特生心灰意冷，准备放弃古生物的研究。

安特生逐渐将重心转到考古上。1920年，胡适提出考古学的重要性：“一旦考古学在中国成为现实，周王朝之前的漫长历史即将被揭晓。”这一年的秋天，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去洛阳以西的地区考察，两年前，安特生曾在新安和渑池发现过化石，因此他把目光对准了豫西。

仰韶村已然是一个精神性符号

当年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了数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石器，这些都是他从同一个地方收来的——仰韶村。几个月后，安特生去了仰韶村。在寻找石器的同时， 他还惦记着古生物，试图找到一种鸵鸟化石，并跟古代生物的时间轴对应上。总之，他觉得仰韶村大有可挖。就这样，在中国政府的层层审批下，安特生获得了官方批准，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学成归来的袁复礼一起，开始了仰韶村的正式发掘，并收获第一批重要的仰韶文化彩陶器。就这样，仰韶村的发掘拉开了中国百年现代考古的序幕，也有了后来长达几十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争论与掰正。

从中国考古史来看，仰韶村已然是一个精神性的符号，像是一个朝圣之地，让考古人和考古爱好者心向往之。从中国古代文明史来看，仰韶村的发现成为仰韶文化发现的起点，这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也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认知的空白。

今年是仰韶村也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年纪念。自此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田野为基础的科学的规范的阶段，随着各个时期的遗址不断被发现，中国的历史书写也在不断被丰富、被更正。如今我们认识到的仰韶文化面貌，是100年内的研究成果——它存在于距今约7000至5000年的黄河中游地区，绵延长达2000余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经历了从平均、平等的社会关系，到阶级分化、聚落出现，农耕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不同地域的原始宗教和精神信仰也成为新石器时代特殊的面貌。那么，仰韶村的考古发掘对研究仰韶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又能提供多少有力的材料？

仰韶村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境内，得名很简单，倚着韶山，就叫“仰望韶山”。2020年8月，仰韶村开始了第四次正式发掘。每一次都有些象征意义，第二次是安特生之后的第50年，由夏鼐和安志敏主持，这一次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是针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而在几年之后安志敏主持的庙底沟发掘，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序列关系问题，如果不是庙底沟的发现，仰韶与龙山的先后一直有争议，学界也就此把庙底沟类型归入仰韶文化中去，作为仰韶文化中期的标杆，进行横向比对研究；第三次是仰韶考古的80周年之际，这一次搞明白了仰韶村的地层关系：仰韶村文化遗址属于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存在着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从下而上即从早到晚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到了第四次，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仰韶考古百年之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90后”李世伟担任队长，他这次关注的重点是聚落问题。

还原出一个更生动的仰韶时代

从遗物出土和遗址规模来看，仰韶村都不算是整个仰韶文化中最重要的遗址，并没有在考古史的开拓性意义那么大，但是通过仰韶村的几次发掘，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百年考古方法与观念的演变。我们在这一百年间，是如何一步步认识中国史前文明和向前拓展中国文明起源的，这是仰韶村和仰韶文化考古背后更重要的意义。

在接受专访时，新石器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赵辉将中国这个过程概括为“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到复原古代社会研究”的过程。他认为现在中国考古学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状况，仰韶当然也在这个状况之中，也就是在有一定物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面临着对整个仰韶社会的复原。“然而，虽然仰韶文化是最早发现的一个新石器文化，但对仰韶的研究是有迟滞的；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个问题上，学界对仰韶晚期以来到龙山时代，再到进入‘三代’（夏商周）更为关注。有关仰韶，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为了更清晰地观看仰韶文化，我们采用了前往重要的考古现场，进行实地的采访和考察，试图将最新的考古进程与过去的认知、研究关联起来，还原出一个更生动的仰韶时代。在这样的设想下，记者以仰韶时代为时间轴线，以黄河中上游流域为地理上的重走路线，分别前往河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内蒙古这几个仰韶遗址分布最多且最重要的省份，去探寻各地域在仰韶时代的不同面貌。

按省份划分，是基于如今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的方便度，但是试想一下在五六千年前，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气候温润，植被丰沛，古代的先民依赖自然而生，并没有如今在地域上的任何界线。再试想一下，如今我们生活的年代，距秦始皇的年代是2200多年，可能相当于整个仰韶时代的时长甚至不及。在谈论仰韶时代的器物或遗址时，常会听到“这个早一点”“那个晚一点”，如今轻描淡写的早一点、晚一点，在当时可能就是几百年的差别，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时间中细微的变与不变。

我们需要在如此各地各时的差异性中看到仰韶时代的共通性和统一性，而这些观察，是基于百年以来考古学者的努力和成果，由此，仰韶时代的样貌才可以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现代人的视野。记得在采访的最后，赵辉说道：“考古学在中国，终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能走到目前这儿，我们能知道目前这些已经不错了。一百年的时间，能琢磨出这么多事儿已经不错了。”

■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薛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