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刚刚跨进鲐背之年的母亲在养老院离世。办完丧事后，我们弟兄各奔东西，打算清明到了再聚在一起，把母亲与已去世40年的父亲合葬到小蜀山的公墓。

这段时间，我头脑里老是浮现母亲的种种往事。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母亲一次也没走进我的梦里来，我不禁茫然若失。 我的母亲出身富家，家乡老辈人都喊她二姑娘，看上去柔弱，却是敢作敢为的个性。1950年她才19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不顾家人阻拦，在家乡报名参军。后来部队任务改变，又随队到皖东南执行剿匪、土改等任务。

几年后，等到把我从舅舅处接回到身边，母亲已转业到芜湖市政府的粮食部门。她那时满腔热情地工作，经常把才5岁的我一个人丢在集体宿舍里。我看到过她宣传婚姻法时的演出照，她扮演一个恶婆婆，坐在中间，满脸怒色，旁边站着一个躬身的小媳妇。不久，母亲随我父亲调到省政府的工业厅局，在办公室做机要文秘工作。她幼时在家乡读的是教会学校，也就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她那时已有我们兄妹4个孩子，还坚持上省直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勤学苦练。她的字刚劲有力，人家拿到开具的介绍信，不相信是女同志的字。她把电报码背得烂熟，拿到领导交给的电报稿立马就翻译出来。大家都称赞她工作能力强。母亲则说，她只是干劲大，从来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心工作多，她带头报名去霍邱、寿县，带着工作队女大学生吃住在农民家里。事隔多年，那些女队员还特地从北京跑过来看望她们心目中的胡毓芬大姐。寿县老房东有一年来合肥看病，她硬挤出家里的粮票和钱，还把家里的一些旧衣物塞给他。

她常常对我们谈起农村的艰苦，要我们懂得珍惜。我父亲有两年到马钢去蹲点，家里就她一人带着我们，那时粮食紧张，她白天照常上班，早晚带我们在机关院子里的边角上种菜，还在走廊上钉个笼子养鸡、养兔子，她自己那时营养不良，瘦弱得一阵风就能吹倒，却骄傲地对别人说，瞧，我家几个孩子都壮壮实实，没病没灾。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还不到五十岁，除了我们几个，还有一个无家无小的老姑妈与我们同住在一起。我母亲那时为她落实政策相关的问题。天寒地冻，她一个人去巢湖地区及和县的组织部门，找认识或不认识的战友或老同事，终于给老人落实了政策，办妥了复职退休手续。

以后老姑妈一直与我妈生活在一起，直到83岁去世，母亲带着我们为老人送了终。退休后，我们弟兄三个的孩子，母亲都分别帮衬着带过，孩子上南门小学在奶奶这边吃午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母亲七十岁左右，腿脚很好，我们弟兄带她出去旅游，到香港，去武夷山、海南、云贵川、北京。但她最喜欢去的还是农村，去她剿匪时战斗过的宣郎广，下放过的繁昌县孙村镇，去工作队时的寿县镇阳关，也去我当知青时的石台山村。到哪里母亲都爱与那些乡人聊天，问这问那。早几年，遇到眼看过不下去的，还暗地塞钱给人。

晚年，母亲住进养老院，前后六年。曾与我一起插队当知青的老同学，常常来看她，嘘寒问暖。她曾感慨地说，你们几个同学，不是兄弟姐妹，却胜似兄弟姐妹。母亲对生死看得很透，早早写了“我最后的留言”，说真到了那一天，千万不要过度治疗。这次发病时，医生说要切气管上呼吸机。此时母亲已经昏迷，我想起母亲的交待，就又带母亲返回养老院，在那里由医生保守治疗，临终慰藉，两天后，母亲平静地走了。

前天晚上写完这篇文字的草稿后，我才上床睡觉。依稀看到母亲从我面前走过，天气这么冷，她只穿着那身碎花的两用衫，我急得跟在后面大声喊妈。正在焦急时，被身旁的老伴推醒了。我怪她没让我把梦寻下去，她嗔怪说，深更半夜大声喊叫，是怕你犯什么毛病呢！ 终究，这个寻母亲的梦只寻到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