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成都市民刘先生就遭遇一件糟心事。近日，他在一个打车软件上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成都龙泉驿区到高新区，抵达目的地后，不慎将装有笔记本电脑的背包遗落在车上。之后，他多次联系打车平台和出租车司机，希望尽快归还遗落物品，但却被司机索要800元“送还费”。（1月9日《华西都市报》）

有人说，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的哥不应该索要“送还费”。也有人则认为，归还失物，耽误了时间和运营，付出了一定成本，理应得到合理补偿。

无偿归还拾物，符合我们拾金不昧的道德标准及文化精神。但笔者以为，当下“拾物索酬”与拾金不昧并不矛盾。事实上，在“悬赏寻物”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的前提下，有偿归还失物，不仅缩短了归还时间，为社会和失主节约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激励了抬金不昧的善举。

然而，从的哥索要高额“送还费”可以看出，“拾物”无规范，“索酬”才失范。基于此，一些地方从法律层面规定，失主应给予拾金不昧者“奖励”。比如，《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提出，对无主的拾获财物，在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又如，滴滴出行出台《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乘客遗失物品后无法自行领取，应与司机协商送还方式、时间以及送还物品的合理费用。

可见，只有规范“拾物索酬”，方能止息“送还费”纠纷。每个拾金不昧的善举，都显得弥足珍贵，都应该得到失主的感恩，更应该得到社会和制度的大力褒扬。因此，无论是广州建立拾金不昧奖励机制，还是滴滴出行平台规范“拾物合理索酬”，均让拾金不昧者得到实质奖励，其示范意义不可小视。只有用奖善机制化解“拾物索酬”之争，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契约精神，都能够遵守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都能够按照章程和规则办事，社会就会少了许多矛盾和纷争，就会变得更加文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