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要是买个啥东西，心中都会盘算一下，但要是买书，我都会毫不犹豫，哪怕价格再贵。这，或许是我太喜欢书了。毫不夸张地说，以前一个月大部分的工资都用在买书上。

刚参军时，一个月才7块钱的津贴费，每月除了买些牙膏、牙刷、肥皂等一些日常生活必需用品，剩余的钱，基本上都用在买书上了。当兵几年，就买了满满一大箱子的书。后来当了干部，有了工资，吃的、穿的、住的，都是部队供给，生活上的开支不算太大，自然买书的花销就大了一些。

上世纪90年代，我的工作单位和住宅，都在闹市中心。晚饭后，散步的“领地”，只能在闹市区里转转。那时，合肥三孝口周边不到一公里，就有近20多家国营和个体书店，加上个体书摊，至少也有三四十家。一到晚上，夜文化氛围浓，书香气息重。这些大大小小的书店老板和摊主基本上都认识我。只要我一出现，他们都会笑眯眯地迎上前来，给我推荐新进的书。

那时我“买书欲”特别强。只要一出去散步，大多满载而归。有时遇上星期天，还要乘公交车，去东门的花冲公园跳蚤市场的旧书摊上，耐着性子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去“淘”些旧书。别人到外地出差，临回家前，均是逛商店给家人买些衣物和土特产，我呢!都是逛书店去买书，大包小包往家带。

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算是在1999年春节前，我去京参加武警总部召开的一个会议。散会前夕，去书店逛逛。这一逛不要紧，我一眼看中了一套汇集50种流失海外的中国元明清时期的古本小说、共34本。是清一色的竖版，繁体字。虽不太符合我的阅读习惯，我一般喜欢看横版图书，很少阅读竖版图书。阅读竖版书上感觉挺费劲，尤其是竖版看着看着，很容易串行，再加上有一些繁体字，也不怎么认识。但我还是爱不释手，便开口询问老板这套书的价格。老板告诉我，这套书3000元。我一掏口袋，把身上所带的钱，包括口袋里的零钱全加上，也不过2738元。我就跟老板说，我只能给2700元，得留下一点买火车票和路上吃饭用。老板一见我这么诚心诚意地想买这套书，二话没说，就卖给我了。拎着沉甸甸的书，回到宾馆，有些战友就说我傻乎乎的。是呀!那时的2700元，赶上我好几个月的工资了。我并非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平时生活还是比较节俭的，一般买啥东西，心中都会盘数一下，可要说是买书，只要喜欢，绝不吝啬。

那时买书，并非为了收藏，纯粹是为了读书。

我虽没能达到刘彝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界，更没达到杜甫所称“读书破万卷，下笔有如神”的境界。但我始终把书当作挚友，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在书海中遨游中，不断汲取营养，蓄积力量，胸襟与情愫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

买多了，一时也看不过来，家里的空间又小，只好腾出一间房间做书房，还是放不下。有些看过的书，干脆打成包，放在床底下，码放在阳台上。实在放不下，我就给基层部队、街道社区、乡村图书室、文化馆捐赠一些图书。几十年来，我捐赠出去的图书，至少有3000多册。

在买书、读书之中，我也渐渐地开始把自己所喜欢的书，进行分门别类地收藏。藏着藏着，便开始注重看版本、看品相、看作者。譬如说，文史类，我基本上只收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黄山书社等版本的书；文学类主要收藏人民文学、上海书店等版本的书。在我收藏的图书中，绝大多数均是上世纪90年代前出版的老版本。有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成套《古代汉语》和1983年版本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也有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的《家》《春》《秋》，以及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等名著；还有1983年上海书店出版的成套《历代小说笔记选》等，1978年香港汇通书店再版的《八用中文成语辞典》，1979年版本的《辞海》，以及198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文观止全译名》等，仅50年代至80年代版本的图书，就有近2000多册，约占我藏书量的60%。这些藏书中，均是中外古典名著、近现代名家名作，以及中国历代正史、野史、秘史和禁毁小说等。我从没想过要著书立说。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也不知那根“神经”给搭“错”了位，居然出版4本新闻、文学个人作品集。这一飞跃，应当是买书、读书、藏书的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说起来，挺富有戏剧性的。我与书的缘份，也太深厚了。从买书、读书，到藏书、著书，再到调入出版单位工作，天天闻着浓浓的书香味……或许，这就是苍天对我最好的眷顾!恩赐!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