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

打开陈家桥的《时代三部曲：红星闪闪》，看到目录时就想到了这句话。目录只有五行：“1929·刘行远说；1942·汪孝之说；1986·刘宜强说；1949·李能红说；1951·刘宣洋说”。五个年份、五个人物，“讲述历史的年代”与“讲述历史的人物”，当然还包括“讲述历史的话语”，一股新历史主义的气息扑面而来。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这精彩也许不在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长卷史诗，而在万花筒般视角丰富的生活点滴高光时刻，事实也是如此。小说以一种全新的讲述方式再现了红星闪闪的革命历史，重构了革命话语中的英雄人物。

“我部下”“我前夫”“我父亲”“我爸爸”，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这五个叙述视角分别陈述故事。其中汪孝之与刘行远即是领导与部下，也是地下工作中的假夫妻，因此汪孝之对刘行远的感情夹缠复杂：是革命战友的情谊，是共同战斗面对凶险环境的生死与共，自然也带着男女之间假戏真做的情愫，滋味复杂的感情凸显着活生生的人。险恶的地下工作环境里性命相托携手进退，需要信仰，也需要默契，在汪孝之的回忆中这种私人性更突出了真实感，而其他几人的叙述本来就出自家庭伦理关系，倍添真实。这一层层不同的关系中回忆、描述一个革命者，正如当年莫言在《红高粱》里写“我爷爷”“我奶奶”。

莫言曾说历史在民间流传，每一个传说者，为了感染他的听众，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在陈家桥这部小说里，讲述者未必是有意识的添油加醋，倒可能因为他们与主角刘行远或深或浅的关系，革命情谊的牵绊，讲述不仅戴着私人滤镜，还最终落到了讲述者自己身上。小说虽然一再打着讲述刘行远、写作刘行远的旗号或初衷，最终却在讲述中不动声色地描绘了革命群像。作者笔力并非用于弥合不同讲述者的参差叙述，或者缝补一段段历史之间的缝隙，而是让每一个讲述者，以及故事中每一位涉及到的革命者都有名有姓地站了出来，人物群像出现的同时故事便渐趋完整。刘行远固然是突出的，就好像西方壁画的透视法，站在中间的刘行远身边还站着更多的革命者，他们的身影忽明忽暗，他们的故事有长有短，但最终形成一道光谱，照亮了黑暗的世界。

新历史主义的讲述一方面挑战着固化的小说叙述，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信仰缺失真理缺位的困境，所幸《红星闪闪》虽然大量使用新历史主义笔法却并没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尽管刘行远是一个在讲述中表面矛盾的人物，却有着清晰无比的精神世界。他有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更有着绝不动摇的革命信仰，二者有时似乎不可调和，在他身上却矛盾统一，比如对汉奸的仇恨与对汉奸母亲的照顾，在那些看似前后矛盾、纠缠不清的讲述中，在时光远去、纷纭复杂的历史迷雾中，分明可以看到刘行远的样貌越来越清晰。他的一生就如一张拼图，在不同人物的讲述中，在不同年代的回忆里，慢慢拼凑起来，有些板块模糊，有些板块高光，但整幅画面浓淡相宜，形形色色的人物分布其中，前赴后继的革命者活跃画面，而革命群像中还站着一个完整的大写的刘行远。

让我们再次回到小说的目录，看上去是五个年份、五个人物，其实读者不经意间就忘记了一个：2020·陈家桥说。这才是这本小说真正的年代与讲述者。掩卷之际，仿佛看见刘行远向自己走来，他像个农民，又像个商人，高大英俊，精神矍铄，脸色阴郁又沉稳，天色昏暗，地平线发白之际，才看清他身边身后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走过很远的路，帽檐上的红星，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