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由联合国推出，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再到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再到2019年全国人均拥有8.06个银行账户、人均持有6.01张银行卡，农村地区累计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45.18亿户 ……普惠金融这个金融名词，近十年在我国的发展，让消费者对它早已不感陌生。金融机构主动作为，社会各方面积极配合，中国普惠金融不断取得明显成效。它与千家万户紧密相连，因数字科技而蓬勃发展，为助微、助农服务，更为实体经济注入“活水”。

普惠金融被赋予更多内涵

作为一个外来词，“普惠金融”翻译自英文“Inclusive Finance”，由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推出。随后，联合国正式界定了“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用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一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追溯根源不难发现，在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而到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尤其是到了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作为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确立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普惠金融服务机构、产品创新、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和教育宣传等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措施和保障手段，对推进普惠金融实施、加强领导协调、试点示范工程等方面做出了相关安排。

为了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2017年起，“普惠金融事业部”陆续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大型银行中率先落地。

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普惠金融这一金融名词，开始被百姓所熟悉。在我国，普惠金融旨在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运用金融手段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推动“三农”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扶持社会弱势群体，让他们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从陌生到与生活息息相关

“以前还需要去银行ATM机取钱，买理财产品还需要到网点。如今我很少需要到网点，银行理财客户经理会指导我如何在手机银行上赎回或购买，而且在网点排队的人也少很多，效率很高。”与家住合肥市包河区的顾阿姨一样，许多百姓对于普惠金融的体会，往往与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变化息息相关。

数字技术变革为普惠金融的各方面发展起了重要助推作用，也提供了技术支持。移动互联深刻地改变着了解用户、甄别风险的成本和效率。同时，数字技术也加快了信用积累速度。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减少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的限制，有助于推动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步路”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通过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支付平台购物，打车、买票、预约看病等等，数字普惠金融早已和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

“助微助农”服务实体经济

普惠金融是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重要一环。我国持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通过银行业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重点领域提供金融服务。以安徽省今年遭遇汛情为例，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安徽金融系统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的同时，迅速投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力支持受灾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为灾后经济恢复发展注入满满的金融力量。

今年10月16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记者看到，截至2019年，人民银行持续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发挥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督促和指导金融系统加大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深入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促进贷款实际利率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推动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鼓励开展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探索；持续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开展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

《报告》还展望了普惠金融在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严重冲击，极大影响了普惠群体的正常生产生活。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具有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数字普惠金融基于广泛触达、便捷、低成本、下沉服务等独特优势，有助于破解普惠金融“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难题，能够更好赋能小微企业等普惠群体的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