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谋士，智商高，眼光远，思维缜密，精于谋划，成为君王谋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左膀右臂，甚至于可以左右君王的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听则胜，不听则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谋士们在为君王谋取成功的同时，常常容易忽略了自己的安全，有时，大难临头却浑然不觉。后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长于谋人，短于谋己！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谋臣文种，在越王勾践剑战败，身处绝境之时，为勾践献上七计灭吴的谋略，结果七计中只用了三计，便灭了吴国。在越国举国欢庆胜利，文种也陶醉于喜悦之中，但不幸已降临，文种丝毫没有察觉，虽经老朋友范蠡的提醒：“越王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但文种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认为勾践不会负己。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越国的死敌吴国，也有一位高级谋士叫伍子胥，此人称得上谋高性直，忠贞不二。他对吴、越两国关系洞若观火，对越国谋略看得一清二楚，他一再提醒吴王夫差不要心慈手软，一定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由于吴国太宰伯嚭收取越国大量贿赂，处处为越国代言，经常挑拨吴王夫差与伍子胥之间的关系，抵毁伍子胥对王不忠不敬，使夫差不仅听不进伍子胥的谏言，还对伍子胥产生了反感。加之伍子胥在劝谏时，也没有找到一种适合于吴王夫差乐于接受的方法，两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情绪对立，误解加深，直至吴王夫差赐剑让伍子胥自裁！伍子胥万万没想到，自己一生追随、效忠君王，最后赐剑让其自裁，真是死不瞑目啊！

楚汉相争时期，范增成为项羽的高级谋士，项羽尊称他为亚父，可见地位之显赫！作为谋士的范增，智慧超群，眼光独具，在众多争王、争霸者中，他一眼看穿名声地位都不显赫的刘邦，是未来与项羽争天下的对手，并设计鸿门宴除掉对手，以绝后患。由于项羽的妇人之仁，使谋与决最后脱节，使刘邦这个煮熟的鸭子给飞了，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消灭对手的机会。这让范增气急败坏，不仅砍碎了刘邦馈赠礼品，且愤怒地说：“竖子不可与谋！”然后抽身而去。我想，范增此时的言行，对项羽刺激一定很大，虽尊称范增为亚父，但毕竟是君臣！此时的范增情绪已经失控，连君臣之礼都不顾及了，这在两人的心里都埋下了不快的种子，以至于后来陈平一个简单的反间计，就使两人不欢而散，分道扬镳，范增也因此愤郁而亡。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智商如此之高的谋士，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我简单地概括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用静态的眼光看待自己效忠的君王。人都是变化的，君王也是一样。比如，年轻时的自己，与中年时的自己会不一样，老年的自己，与中年时的自己，又有很大的不同。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年龄段看法、态度都有所差异。例如争论，年轻时总想争个输赢，中年时，就懂得了一些让步，老年时，就没有什么兴趣争下去。所以，孔子便有人生“三戒”之论，这都是从人性固有的特点得出的结论。谋士们为君王效力，大多数都是在君王弱小、困难之时，有的甚至身处逆境之中，他们急需要得到人才的帮助，对待人才也倍加珍惜。如曹操在创业阶段，谋士荀彧来投，曹操高兴得手舞足蹈，甚至称赞荀彧是他的张子房。俩人政治理想相投，都是为了“匡扶汉室”！但随着曹操实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挟天子以令诸侯，官职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曹操的政治理想也由过去匡扶汉室，逐渐演变成为“取代汉室”。而荀彧还用过去老眼光看待曹操，所以，两人在曹操加九锡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对立，荀彧最终被曹操害死。

其二、谋士们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谋士个个志存高远，才高八斗，常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一定时期，君王们言听计从，为君之师。长此以往，有些谋士自觉或不自觉地滋长出居高临下，惟我独聪的心态。对君王纳其谋则乐，不纳则怨。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谋士伍子胥，还是楚汉相争时期的范增，都患有一种强迫症，只要君王不纳其谋，就抱怨，就怨恨，这种情绪显然会加剧君臣之间心理对立，互相不信任，最后非杀即散。 其三、没有找到君王乐于接受的方法。向君王献计献策，本质上是一种进谏。不仅是谋略高人一筹，还要有一套让君王接受你的谋略方法。这在历史上成功的例子颇多。如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谏齐王等，都是找到了让对方乐于接受的方法，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如果谋略再好，不为君王所采纳，一切都会徒劳无功，甚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历史上，像范蠡、张良，这样既长于谋人，又善于谋己，能进则进，该退则退，进退自如的高人毕竟很少。很多谋士都是长于谋人，短于谋己，其结局悲催，令人叹息。如果后人能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吸取教训，摸索出规律，使高人们的长处更长，短板不短，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