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有一个名词叫：“知青工”。这是一个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名词、特殊的符号、特殊的产物。

在那一时期，有大批知青纷纷从农村返回城市。而城市又一时又没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能安置那么多的返城知青。故尔许多知青企业仿佛在一夜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地大量涌现出来。这类企业属集体所有制，主要用来接纳和安置本系统职工上山下乡子女返城就业。我十分荣幸也成为其中一员。

记得那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母亲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合肥市政工程管理处的通知，要求本系统职工无工作的子女去进行待业情况登记。我得知后，当即带着户口簿、高中毕业证前去登记。一到单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十分胆怯地敲响了劳动人事科的门，一位干部模样的40多岁女子一听说我是来填报待业情况的，十分热情地把一张表递到我手上，说：“你先把表填一下。”我一接过一张印有“待业青年登记表”字样的表格，仔细看了一遍，就取出挂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认认真真地填写着……表填好后，我小心翼翼地递交上去。她拿着我的表，仔细检查一番后，抬起头冲着我说：“你家已有人下放到农村，你符合留城政策。但现在整个系统像你这样情况的人也不少，而且本系统暂时还没有招工计划。你要体谅单位的困难，先回家待业吧!”“那要待业多久？”“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哦!”“你要是在家实在着急，可以先到你母亲单位做个知青工。”我一听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高兴地连连点头。

虽说这只是一个知青工。但在那个年代，能找上一份工作，实属不易。那时，高中一毕业，就业渠道也很窄。不外乎有这样几种：第一考上大学；第二参军；第三招工进厂；第四顶替。就是通过父母中的一方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我下放到农村的大姐后来回城工作，就是通过我母亲提前退休，才顶替回到城里的；第五做知青工；第六上山下乡；第七待业青年。我算比较幸运的，毕业不久，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知青工。

我做知青工的那家单位，叫合肥市政第四筑路工程队。从字面上，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单位是修、建城市公路的。一上班，我才知道，这个单位除了有四十多名老工人外，还有十几位下放知青回城当工人的，以及六七个招工进来的。真正意义上做知青工的，连我加起仅仅只有5人。修路、建路，全在野外工作，风吹日晒，而且全凭力气干活。天天在公路上“背朝太阳，面朝黄土”，干的是“修地球”的活。填路基，是用小板车一车一车地拉沙石；挖土方，是用箩筐，两人一前一后、一箩一箩地抬；铺水泥，是一锹一锹地拌水泥沙浆；样样工作，全靠人工。就连浇沥青，也完全靠人工，拌沥青，先得要把沥青放进大锅灶，架起柴火烧，等烧化沥青，再拌上石子，然后一锹一锹地往路基上撒。这撒，绝对是一门技术活，撒的一定要均匀。撒得不均匀，路面就会出现高低不平。撒好沥青后，再用压路机压上几个来回。尔后工程技术人员会拿着一把水平尺，往路面上一放，看看路面是否平坦。水平尺中的红色水注得在中间位置，偏左或偏右，都说明路面不平，就得返工。一天工作下来，不仅累得腰酸背疼，而且还弄得浑身上下脏稀稀的，脸上一抹几层灰。有时下班，坐公交车，怕一身灰，沾到别的乘客身上，还得钻进工棚换上一身干净衣服。

那时上班，也是“居无定所”，人跟着工地走，可以说是走遍了合肥的大街小巷。往往还是那儿人多，就在那儿干活。刚开始在城市繁华大街上干活，浑身不自在，害羞在工地上遇见熟人。往往越是害怕，越是能遇上熟人。有时熟人可能还没看到自己，自己的脸，却“唰”地一下红到耳朵根。

就这样，我做了几个月的知青工后，恰好赶上扩军好时期，便背着父母，背着工友，偷偷跑到街道报了名。当几个来合肥接兵的接兵团从区人武部了解到：我是当年合肥从在校生中“招飞”复检时给“涮”下来的人之一，便一下子成了几个接兵团“争抢”的“香饽饽”。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就在这年11月下旬，合肥市发放的第一批应征入伍通知书中，我名列其中。我终于穿上了绿军装，阔别了知青工，到了北方一座直线加方块的军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这一经历，虽已相隔40多年了，但我至今还是难以忘怀的。尤其是每当我走过我当年参加过大寨路（现称“金寨路”）、大庆路（现称“长江东路”）、当涂路（现称“东二环路”）建设等这几条宽阔而繁荣的大路上，总是感慨万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合肥市政建设迅速发展，并发生日新月异、翻天复地的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也曾有过我的辛勤汗水。一想到这，我顿感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