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一批清代瓷器随商船“泰兴号”从厦门出发，全速驶向位于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尼）的巴达维亚。不幸的是，商船在南海海域触礁失控，沉入海底。两个世纪后，这批清康熙德化青花瓷在爱国企业的努力下荣归故里，其中190余件瓷器于近日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荷兰《东印度航行指南》记载，“泰兴号”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船上载有茶具、餐具等瓷器100多万件,大部分产自福建德化。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相较近代中国庞大的外销瓷全球贸易网来说，只是冰山一角。                    □ 据《北京晚报》

作为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代表性商品，丝绸和瓷器历来受到海外诸国的喜爱。明朝初期实行海禁政策，进出口贸易只有“朝贡”这一条渠道。有限的贸易往来，却挡不住外国人对中国瓷器的热情。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曾写过一本中国游记，其中有以下描述：“中国人食量很大，当他们用餐时，所有饭菜分别盛在了若干大瓷盘里。他们还喜欢喝酒，用的也是很小的瓷杯。”这个看似极其寻常的细节，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明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东、西二洋进行贸易。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内，尽管清政府再度实行了海禁政策，但中国外销瓷的贸易额却持续保持增长。

17世纪的荷兰有“海上马车夫”的美誉，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泰兴号”前往的巴达维亚，即如今的印尼首都雅加达，那里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方总部所在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意图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针对中国市场，公司的主营业务正是瓷器，为此还曾染指台湾，正如葡萄牙侵占澳门一样。而在17世纪初，老牌海上强国葡萄牙的国力每况愈下，“里斯本-果阿-澳门”这条辉煌一时的中欧航线，也逐渐被“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广州”航线所取代。

据荷兰学者佛尔克编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从1602年公司创立，至1682年这八十年间，共有160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至荷兰并销往世界各地，这也只是一个国家某个公司的数据。再据《中国陶瓷史》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统计资料显示，仅巴达维亚一处，每年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就多达300万件。要知道以上数据均为不完全统计，如果忽略明末清初的鼎革，再算上民间的走私力量，其最终数据将难以估量。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给出了几艘葡萄牙走私船的细节：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澳门出发，船上载有500个中式酒杯、2740个茶盘、精美茶壶茶杯共100个，另有1万个瓷盘、8000个碗。第二艘有1万个瓷杯和50个瓷盘。第三艘有1万个瓷盘、8000个碗和2000个茶盘。

从17世纪开始，荷兰殖民者就以巴达维亚为东方仓储基地，他们将从中国、日本、东南亚甚至远东地区获得的货物集中在此，清点之后再运往世界各地。对于那些瓷商来说，往返于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广州三地，就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主旋律。而“泰兴号”正是此条线路上的常客。

那么，外销瓷主要由哪里生产呢？首先便是“瓷都”景德镇。景德镇在明清两朝分别叫做“御器厂”和“御窑厂”，首要任务是给皇室生产瓷器，其次也要负责国内市场的供给，最后就是“外销瓷”，规模巨大，制作流程也复杂。西方客户不一定喜欢传统的花枝、龙凤类彩绘图样，往往会有其他要求。

随着“外销瓷”订单逐年增多，瓷都生产力也渐渐趋于饱和。这时，清政府为了疏解景德镇的制造压力，便将“外销瓷”彩绘这部分移师到了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据《中国陶瓷史》记载，“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一家广彩加工厂后描述道：‘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所谓“术业有专攻”，瓷商先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沿海，再由那里的画师按客户要求进行彩绘。

彩绘业务和繁荣的国际贸易也带动了沿海一带瓷器制造业的发展，以福建德化窑为代表的瓷器开始畅销海外。

鉴于沿海贸易的繁荣，清政府又于18世纪初颁布了一项章程：允许外国公司在广州进行贸易，但必须经过清政府指定的洋行代办。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于1715年捷足先登，此后又有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相继入驻。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外销瓷的出口曾一度停滞。荷兰代尔夫特镇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当地人通过仿制中国青花瓷，弥补了欧洲市场的空缺，并获得了“西方景德镇”的称号。而随着“日不落帝国”在18世纪的崛起，这份仿制业务又被英国人抢了过去。

纵观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从隋唐时期的日本、东南亚，到宋元时期的西亚、中亚，再到明清时期的欧洲，无论处于哪个阶段，瓷器始终都是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有数据显示：在18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约有2500万至300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至英国，可谓是体量惊人的跨国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