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人走向老年的标志之一，是爱回忆往事。我也是。特别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童年和青少年的一些往事会立刻浮现在脑海中。

故乡曾是水陆交通便捷的集镇。当年，李鸿章家族作为粮仓的几百间闲置的大瓦房成了志愿军伤病员的休养所，因此，常有电影队来放电影慰问他们。印象最深的片子是《白毛女》，喜儿在大雪纷飞的山洞里奔跑的身影让我难忘。

久病的父亲于1950年春去世，家里便像塌了天，母亲和大哥都去城里做工了，我带着幼小的弟弟在家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和大雪。年关将至的时候，我家欠丁善贵大爷的债务要还，丁大爷便要我和他一起到城里找大哥。通往省城的路被大雪盖住了，我们只有从撮镇顺着铁路到合肥。丁大爷穿着草鞋，而我则连草鞋也没有，只好赤着脚在雪地里行走。不怕火车吗？不怕。那时火车极少，一天也只有几列，老远就能听到火车铿锵的车轮和尖利的鸣笛声。这时，看过的电影《白毛女》便给了我许多鼓舞。人家喜儿还是个女的，她在山洞的雪地里，有棉裤穿吗？没有。她有鞋吗？也没有。因为赤脚，怕被铁路上的小石子硌着，走得很慢，第一天只走到一个叫钟油坊的地方，丁大爷有个朋友在这里，于是我们便在这里借宿，第二天又走，到傍晚时才到了合肥。

我小学没念完，就到合肥当了学徒。儿时就做作家梦，现在念不成书了，怎么做呢？作家们的经验是“多写多学”。多写，我就坚持写日记；多学，就是看书、买书。学徒工期间的一点收入，都叫我买书了，因此，也就一直没有添置一条棉裤。后来，我所在的机床厂当时要到寿县的一个农场去，我也被批准去了。与朝夕相处整整6年的师傅和师兄弟们就要分手了，彼此当然会依依不舍。但当时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主要是，我还没有一条棉裤!在厂里，没有棉裤，毕竟是在车间里，能挡风雨。这时最着急的，是我的师傅周贵鸿。他是生产组长，又是工会小组长。他向工段汇报，又向车间工会主席汇报。最后的决定是，由工会小组向车间工会提出申请，车间工会在报告上批示“情况属实”，然后再报到厂工会，由厂工会批准5块钱“救济温跃渊棉裤专项资金”。最终，给我做成了一条棉裤！那条棉裤在我三年农场生涯的旷野中，给我抵御了多少风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