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蠡舟（1896-1957），上海人。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创建了东南医学院，参与了“日内瓦公约”的修改，他投身于抗日战争，协助过新四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家族和东南医学院师生，内迁安徽怀远县。东南医学院1952年更名为安徽医学院，1996年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

汤蠡舟曾任：安徽省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协常委、民盟安徽省常委、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医学院副院长等职。

追寻父亲的足迹

在我九岁那年冬天，一艘鸣着汽笛的小火轮把我带到了淮河边的怀远县城，我们兄弟三人是随父母（注：汤蠡舟夫妇）从上海来到安徽的。当时怀远是个交通十分不便、十年九涝的贫穷小县城。东南医学院整体数百教职员工，能从最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搬往这样一个小地方，谈何容易。

1949年5月，上海迎来了解放。中共华东局发出了“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东南医学院率先响应。1949年8月3日，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崔义田部长主持下，以汤蠡舟和张锡祺为代表，接受了内迁任务。随后成立内迁工作委员会，汤蠡舟任主任委员。

1949年12月27日，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开始整体内迁。在汤蠡舟的率领下，随迁340人，连续两天两夜未休息，于12月29日到达怀远县西门岗。那时，从上海到怀远，先得乘绿皮火车，从上海到南京，花两个小时摆渡过长江，由浦口到蚌埠，由蚌埠搬上小火轮，再经过水路，最终到达怀远码头。一路还需时刻提防敌机的袭击。1950年元旦，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宣布开诊。在解放后的数月之内，就完成了决策、动员、看址、筹划、搬迁等一系列繁重任务，可想而知，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和克服多大的困难。汤蠡舟动员了自己的同学、同事和学生时，还竭力动员诸多亲属来到了生活艰苦的怀远县。

汤蠡舟能够有此决心和举动，是与他一贯的无畏精神和行事风格分不开的，他把为国为民永远摆放在第一位。

1925年，他结束7年多的公费留日学医生涯，首先前往广州，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医院医务主任。1926年，在时局动荡、学潮风起，在学校关停的形势下，他应郭琦元先生之邀，回上海参与创办东南医学院，任医务长兼东南医学院院长。尽管内感经费不足，外受军阀压迫，却挽救了上海和广州面临失学的数百名医学生，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业。

1932年，第一次淞沪会战爆发后，何香凝女士把“国难战士救护训练班”的学员60人组成红十字会第七救护队，汤蠡舟义不容辞地担任起队长一职。并在苏州设立第七队后方伤兵医院，可收容二千余人，由汤蠡舟任院长。

第一次淞沪会战虽结束，时局仍日趋紧张，未雨绸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于1936年6月在上海成立，汤蠡舟为执行委员。此后，1936年12月，汤蠡舟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编辑《救护与防毒》一书，由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出了三版，供培训医护人员使用。

第二次淞沪会战开始，1937年8月第十一救护医院成立，汤蠡舟任院长。1937年10月，第十一救护医院由于开办以来成绩卓著，移驻松江改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松第一重伤医院，仍由汤蠡舟任院长。

随着战线的西移，救护队撤出了上海地区。1938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在长沙改称为救护总队部。1939年3月，救护总队转移至贵阳市的图云关，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其间，汤蠡舟从一名基层的救护队长，逐步升任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主持工作的副总队长和最后一任总队长。

救护总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战时医疗中心，有3000多名各类医护人员，包括40余名国外友人，遍布各大战区，驰聘在战斗一线赴汤蹈火，救治了 2600多万兵民。同时，付出了40多名队员殉职的代价。汤蠡舟等人捐出自己的奖金，在图云关救护总队部门前建起了一座殉职员工纪念碑。

其间，汤蠡舟曾带队去过皖南新四军总部，送药品、器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曾得到过叶挺军长赠送的战利品。朱德总司令曾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医疗队前去帮助开展医疗防疫工作。总队部随即组织了一个 36人赴太行山的医疗队。

1952年2月28日，在“全国人民拥护周外长声明抗议侵朝美军撒布细菌决心以实际行动更积极地支援朝鲜前线”一文中曾报道：1947年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工作，现任东南医学院院长、皖北区医务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副主任汤蠡舟斥责敌方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1953年，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总团长贺龙率领下，于10月4日离京赴朝，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汤蠡舟担任四分团副团长，如愿以偿到达朝鲜。在前线，特别关注他所熟悉的战地救护工作。12月中旬回国后，不辞劳苦奔波于多地做报告，宣传中朝军民的英雄事迹。长期的积劳成疾，1954年春，他查出患了肝硬化，不得不脱离工作岗位，1957年10月去世。(本文为汤章城撰写的回忆父亲汤蠡舟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