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光是在农村度过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跟随父母下放到了农村。下放的第二年，我就到了入学年龄，按理说，适龄儿童应该到我们大队的那所学校上学，可由于那里缺少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我都是在生产队念的书，教室就设在我们生产队徐队长家的西屋。当时的班主任是朱老师，她是个插队知青。

那时朱老师二十来岁，清秀文雅，每天穿的衣服都是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我们上二年级时，极爱干净的朱老师，做了一件在当地家喻户晓的事儿。

有天上午，徐队长跟他老婆在家中打了起来，徐队长把老婆打了一顿后就出门了，他老婆一气之下，在家里喝了一些农药，一个老太太去他们家串门发现后，在院子里大声喊人。徐队长两口子住在东屋，与我们教室仅隔一屋，那天朱老师到大队学校开会去了，我们在教室里听到喊声，全都涌出了教室，那老太太看到我们，就吩咐几个孩子快去找大人来救人。

不一会儿，就有几个人跑了过来，跟着徐队长也回来了，大伙儿就把徐队长老婆抬到院子里。我们看到，这时她的呼吸极其微弱，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农药味。我们那地方唯一的一所医院是公社医院，离我们生产队有十几里路，把她送到医院去抢救，恐怕是来不及了。那个老太太叫徐队长去茅房里舀一些粪水，她说：“现在得想法叫她把肚子里的农药吐出来，给她灌些粪汤，她就能把农药吐出来。”

徐队长连忙找了一个舀子，舀来一些粪水，扒开老婆的嘴巴，倒进她嘴里一些，可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正在大伙束手无策的时候，朱老师回来了，看到这情景，询问过后她便在徐队长老婆身边俯下身子，用双手挤压她的胸口，接着朱老师与徐队长老婆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徐队长老婆满嘴都是粪水，朱老师视而不见，毫不在乎。经过一阵人工呼吸，徐队长老婆的呼吸见强了，接着她大口喘息一会儿，便张开嘴巴呕吐起来，她吐完后，朱老师又让徐队长弄了一碗淡盐水给她喝下。见她脱离了危险，朱老师便叫徐队长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让医生检查一下，做些治疗。徐队长就叫人把队里的马车赶来，用马车送老婆上医院。

徐队长和老婆坐马车离去后，大伙也散去了，我们也回到了教室里。朱老师洗了脸、刷了牙后便来到教室，她一进屋，我们全班人都不由地把目光投向她的嘴巴，朱老师望着我们笑笑，认真地说：“遇到人命关天的事，救人是最要紧的。”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朱老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听说，她毕业后留在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