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四环旁的健翔园4号楼，经过一道密码防盗门才能进入地下二层。昏暗幽深的地下室中，被砸碎的房间墙壁被木板重新填补，几间受损严重的房屋已经无法住人。两个月前，这里曾因地下室群租而被拆除。不久前，地下室重新开张，20多间大小不一的房屋开始寻找新的租客。（7月25日《北京晚报》）

事实上，群租现象，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一方面，群租房逐渐向家庭旅馆方向发展，容易发生变相逃税、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对社区内群租现象难以管理，容易带来社区安全隐患。可见，对群租进行适当的行政和立法干预，是必须的。但是，法律和制度，不能忽视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问题，而生存权和居住权，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尤其对于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租房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对于那些进城务工的人员来说，租金支付能力更低。

笔者以为，治理群租乱象，不宜“一刀切”，应在法律修订、制度设计、保障房建设等方面多措并举。首先，对《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取消对群租的禁止性规定，增加规范群租行为的相关条款；包括对房屋隔断作出界定、明确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设置必要的出租条件和禁止条件、完善租房登记制度等。再者，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租房市场进行调控，主要是对部分逃税人群加大查处力度，加重处罚。还有，通过“业主公约”，对群租现象进行规范。比如，在《业主公约》中进行约定，本小区物业不得群租、转租等。

特别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权，比治理群租乱象要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及住建部门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综合治理群租房的同时，将主要力量花在加大保障房建设上，使这项惠民政策惠及到更多的人群。一方面，保证公租房的建设数量，增加社会供给，起到减缓高房价对低收入人群冲击的应有作用；另一方面，则要降低公租房准入门槛，不仅要向城市低保户和困难户开放，也应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公租房，用于社会低收入的学生、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