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周恩来总理之后，陈毅副总理兼新中国第二任外长。他是新中国外交一位开拓者，有“元帅外长”、“诗人外长”之美誉。

毛泽东“布子”，陈毅踌躇

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部长一职就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但他的政务活动过于繁忙。大约四年过后，毛泽东同志为减其负，萌生出“外交换帅”的念头，并暗中“布”下一“子”，将其“锁定”在井冈山时的老战友陈毅身上。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心目中，陈毅人才难得，政治上强，既有战略头脑，又有外交才华。1954年秋天，陈毅从上海市长的岗位上被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一职。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一中全会上，陈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其副总理的分量明显加重，由他兼任外长，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不过，陈毅并没有立即挑起这副重担，这里面事出有因。当年他在西藏考察时，因高原反应而头疼不已。陈毅返京后不久，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一次电影招待会上突然晕倒，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便向中央告假，疗养了一年。1958年2月，陈毅副总理才开始兼任外长一职。

面对毛泽东亲自点将，一向心胸坦荡的陈毅曾一度忐忑不安。一是因为，作为新中国首任外长的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多年，被公认为全世界罕见的外交全才、奇才，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二是因为，陈毅深知自己有一个好感情用事的毛病，觉得这种不良习性对一个外长来说是致命的，担心会因此“砸锅”，误党和国家的大事。在接过外交这副重担之前，他曾坦荡荡地推辞说：“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对其夫人张茜同志，他说得就更直：“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四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第四个是得大病。”

陈毅在“中国外长”这一岗位上名义上工作了十三四年，这位元帅外长，在国际大舞台上，与周总理一样叱咤风云，为新中国外交立下了赫赫“战功”，赢得了他原来所预期的“第一个”“结果”。

元帅外长铁骨铮铮

1965年秋天，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提出，请陈毅老总出来向中外记者讲一讲。当时，他正在外地，得知主席这一指示后立即往回赶，在回京的火车上，就开始准备了起来。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就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会。那一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答问时，陈老总讲到了十五六个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在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记者们所提各式各样的问题，陈老总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滴水不漏，足见他对国际大势、国别关系与我国对外政策之精通。

这次记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半小时。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老元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这几句传颂了将近半个世纪，大长中国人民志气，掷地有声的硬话，被誉为这位诗人外长“铁铸的诗句”。

要“快刀斩乱麻”，不要“钝刀子切肉”

陈老总的语言有鲜明的个性，被誉作“陈体”，它鲜活、犀利、虎虎有生气。

1964年初秋的一天，陈老总突然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司领导把他请到司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俄文组。陈老总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四十分钟。他对外事翻译的一片深情和殷切期望，都跃然“嘴”上，深深地印在当时刚刚踏进新中国外交“门槛”的那些新兵脑海里：

——一年365天，你们的高翻们几乎天天跟着我，是我另一张“嘴”和另两只“耳朵”。如果没有这张“嘴”和这两只“耳朵”，我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就成了个“哑巴”和“聋子”。因此，再忙也得来看看大家，道一声“辛苦”，说一句“感谢”。

——主席、总理把我摆在这个位子（指外交部长）上，一晃就是五六年。总理太忙，外事这一大摊，我替我这位兄长分担一点。功劳谈不上，苦劳兴许还有一小点。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外长，一直还是我们的总理。我们国家还没有解放，他早就已经是我们党的“外交部长”了。

——你们这里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你们这些“虎”呀，“龙”呀，如果给我翻得快刀斩乱麻，我就高兴。钝刀子切肉，半天切不出血来——这个最要不得！

——所谓“快刀”，其实是一把“利刀”。对诸位来说，“快刀”也好，“利刀”也罢，一要中外文底子厚，二要政策水平高，三要领会领导意图准。对啦，再加上一条：还要古文基础好。主席见外宾时，常常引用古诗词，有时还用典。《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你不往脑子里装一些，怎么给人家翻！？当然，都懂也不现实，但一年比一年多懂一些，总是可以的吧！

——在“艺高人胆大”这句后面，还有一句，叫做“胆大人艺高”。我发现，有些高翻胆子太小，一见到我就害怕。我陈某人有啥子可怕的嘛，又不会吃人！没有翻你就怕，还能发挥得好！？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我支持你们的工作，你就大胆地给我翻！

“不憋不成才”

有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达赉为蒙中建交纪念日举行招待会，陈毅作为主宾应邀出席。陈老总先与各国驻华使节交谈，外交部四大语种——英、法、西、阿语的译员等人跟在他后面，需要时上前当翻译。

事先，陈老总交代说，在招待会上，外交部准备的讲话稿他就不读了，视情况只随便讲几句。在蒙古代办致词后，他对在场的宾客们说，最近公开讲话比较多，现在没有多少新话可讲了，只向蒙古朋友们讲几句祝贺的话。可是，陈老总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当时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正在升级，他的话题是围绕着“越战”展开的。他越讲越具体，什么越南丛林中瘴气之大，猛蛇之毒，恶蚊之大，咬几口就能咬死人……一连讲了四五十分钟，还丝毫没有“打住”的意思。

当时担任口译工作的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位蒙族青年，他的蒙汉两种语言都很好，一开始翻得挺顺的。但随着陈老总话题的“具体化”，可以看得出来，他越翻心里越发毛，头上冷汗直冒，翻起来往往丢三落四，有时甚至站在那里发愣。

陈老总见此状提高嗓门说：“偌大的一个外交部，难道就没有更好一些的蒙文翻译！？”时任部里苏欧司专员的戈更夫同志（蒙族）连声答道：“有！有！有！”并立即向摆着麦克风的地方赶。陈老总冲着他摆了摆手，摇着头说：“不用有劳你的大驾了！还是让他继续给我翻。老话说：‘不憋不成才’，年轻人嘛，就得让他憋一憋。憋上十次八次就好啦。让他舒舒服服的，他一辈子也成不了才！”

说到给陈老总当翻译，不由得想起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高翻们“集体卡壳”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在记者会上，他谈到日本北方四岛时，把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名称一一列了出来。当时，大家戴着耳机听俄语同声传译。当陈老总说完这四个岛名后，俄语传译就一下子断了。大家随即把同声传译器的选择语道按钮，逐一快速拨到英、法、西、阿四条语道，发现一个个也“哑”了。原来，五大语种的高翻们顿时全都蒙了，弄不清这几个岛的外语究竟该怎么说。外交部翻译处的领导对这次“事故”很重视，让各语种把四个岛的中外文名称对照表打印出来，人手一份，并要求大家随身带上，得便时就拿出来看看、背背。

最后一次巨大贡献

在1969年，这位元帅外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乃至为对内方略的改变，做出了最后一次巨大的贡献。

这一年的三月份，在中苏边境地区发生几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为慎重计，毛泽东委托陈老总主持召开“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战略角度来看待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并重新审视我国的对外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在七个多月时间内，四位老帅开了24次会。

陈老总和另三位老帅不为一片“打”声所左右，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四位老帅提出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展外交工作的具体设想，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在座谈中，陈老总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还主张“用非常规手段”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1971年春天，毛泽东真的采取了一种“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正是它“撬开”了“紧闭”的中美关系大门。当时已重病缠身的陈老总，得知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后非常高兴。

陈老总和另三位老帅经过深思熟虑所提出的观点与设想，最终被毛泽东所采纳，为他后来调整对内大政方针以及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纵横捭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